简论黄远生媒介使命观及其新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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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作用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A文献编号：1672-8122（2013）01-0123-02　　一、引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

3、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黄远生媒介使命观及其新闻实践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提供,.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

4、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作用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

5、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

6、《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

7、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

8、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