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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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摘要］上海原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县城，自1843年通商开埠以来，在短短数十年间快速成长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东亚著名之都会。在这一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所谓“外国的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可以说，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在以往的社会环境中，则是构筑“农业文明的基础”，至近代被组合到上海后，才发生了变化。［关键词］上海；江南；关系184

2、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1843年，一位当过军官的英国人叫巴富尔(GeorgeBalfour)来到上海，在县城内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领事馆。作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他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此距今160年。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个影响是在海运上，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己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

3、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还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开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10年左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

4、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与人口规模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吨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335万。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有关上海成长发展的动力或因素问题的讨论也随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发行的各种报纸这种讨论随处可见。集中的讨论就有几次，如1893年11月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期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官员、商人发表言论，对西方人对上海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其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

5、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的繁荣。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Hon.RichardFeetham)前来调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侨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政治地位”％外国人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这

6、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为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外国的力量”的介入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

7、的规模，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一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一方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

8、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明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