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

《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过去的XX年，有两场让人失望的选举，一个是陈水扁以不光彩的“两颗子弹”当选台湾“总统”，另一个是小布什在一片骂声中蝉联新一届美国总统。为什么被美国主流舆论和学院精英一致看好的克里名落孙山，而那个被电影《华氏911》嘲笑得一塌糊涂的小布什还是当选了，而且胜得比上一届还令人无可挑剔？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薛涌先生在大选结束的第一时间出版的专著《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对此作了有学术背景的、近距离的观察分析。小布什之所以当选，其根本原因乃是美国近一、二十年来保守主义的强劲崛起，小布什正代表了这股以基督教福音主义为背景的文化保守主义

2、势力，以9、11恐怖袭击为契机，保守主义以爱国主义为号召，对外发动伊拉克战争，对内重建宗教价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帝之名的右翼帝国。保守主义崛起的背面，是自由主义陷入了困境。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指的是美国1920年代以来的新政自由主义，后来由罗尔斯在政治哲学上为其作了论证。新政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崇尚福利国家，文化上推行价值中立主义，即经济领域的干预主义和文化领域的放任主义。虽然福利国家政策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没有根本的区别，然而，自由主义在文化政策上的价值中立主义，到了世纪之交，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和危机，遂使保守主义有

3、了再度崛起的机会。要了解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不得不从美国的历史说起。美国最早的移民，都是欧洲移民过来的虔诚清教徒，自由主义的开国精神是内含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的。罗伯特•贝拉在其名著《心灵的习性》里面分析说，在美国的历史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基督教和共和主义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以这两种传统为自身基础的：“古典共和主义提出了为公共利益尽心尽力的积极公民形象，宗教改革的基督精神，以清教主义与教派主义的形式，倡导以个人的自愿参与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以上两种传统都把个人的自主性置于道德与宗教责任的背景之下。”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结合，使得美国直到1950年代

4、，一直是一个在道德价值上非常保守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一种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个人主义，或者崇尚个人价值的基督教主义：既尊重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同时个人又对家庭、社群、国家和上帝负有责任。美国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教背景和价值观的文化大熔炉，新的移民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融入这个以基督教为主流价值的自由社会。然而，1960年代的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运动，使得美国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反叛和种族平权，虽然是两场相互平行的运功，前者是青年一代对上一代人所奉行的基督教价值的文化反抗，后者是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但二者在精神目标上

5、却有着内在的默契和联系：解构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社会主流价值，为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打开决堤的闸门。《白宫中的上帝》作者哈切森这样写道：“60年代文化反叛造成的根本变化之一，乃是新教主流派与美国社会的主流利益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愤怒的敌对关系面临激增的多元化和在公众生活中明显缺乏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犹太一基督教传统受到明显的侵蚀，随之造成了公共道德的衰退。这一衰退正是美国基督教中日益发展的福音派潮流主要关心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重心，战后的美国，如果说1950年代的重心在意识形态冷战，1960-1970年代在种族平权的话，那么，1980年代以

6、后的社会焦点，就逐渐转移向宗教、道德和文化价值的分歧。由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具有基督教的共同背景，而二战以后的新移民大量来自非基督教民族，美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多元主义与基督教福音主义同时并存的国家，因而在文化价值上似乎也分裂成了两个美国：一个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美国，它存在于学院和媒体，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东西海岸，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美国，它扎根于美国的草根社会，占据了南方和中部这些腹部地区。近年来，围绕着堕胎、同性恋等问题的大争论，正是两个美国之间的文化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布什与克里较量的“胜负手”所在。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波涛汹涌，

7、以及多元文化传统提出的“差异的政治”和“承认的政治”，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强烈反弹，夹在中间的自由主义真是左右为难，苦于应付。作为建制化的自由主义，本来作为“公民的宗教”，本来在文化价值上与基督教个人主义并不冲突，而且后者还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一，然而，如今被文化激进主义一冲击，自由主义就陷入了价值上的尴尬境地：正如甘阳所分析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主义近年来可以说一直在辩护两个多少有点矛盾的立场。即第一他们要维护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传统，从而论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合理根据；但第二他们作为对六十年代种族、性别、文化问题上所谓‘文化多元化’的支持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