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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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尔扎克在中国曹文刚（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摘要：中国翻译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显现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特点，先是译介他的短篇，后来译介中短篇，数量由少到多，在选择作品时有实用取向，新时期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部作品的翻译，注重译本序文的写作是中国译者的一大特色。中国批评界对巴尔扎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缩短了他和中国读者的距离，由于左倾因素的干扰，加之一些批评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受到了误解和曲解，中国读者与他无法靠得更近。新时期，中国批评界突破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观照的格局，排

2、除了非文学因素，对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使中国接受者得以重新走近巴尔扎克。.jyqka。从纵面看，是那时期的政治经济史，极详细的风俗史、思潮史。论年代，则为自大革命直至二月革命前——这50余年之活历史。大革命后王党的暴动，帝政时代秘密警察的活跃，波尔滂王家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权力渐渐增高、集纳主义的跋扈，以及其他酿成二月革命的一切事象，都在此描画殆尽。从阶级的见地看，则勃兴布尔乔亚之旺盛的奋斗力，与贵族阶级传统的没落，以及普罗利太利亚（即“无产阶级”一词的法文音译）未来任务的

3、预言，也都在此有所描写。在有如此纵横累叠的骨骼的《人间喜剧》里，实有二千余人物，散在于巴黎之街，布尔谷尼的山奥，鲁尔之河畔。上至拿破仑，下至乡间乞食女，这些显示一切阶级与身分的人物，或泣或笑，或叫或嗫，熙熙攘攘，尽皆往来于这不可思议的世界中。这就是《人间喜剧》之名得与《神曲》并举的原因[4]。陈原的序分析了巴尔扎克讽刺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历史价值，他把这些脍炙人口的短篇翻译成中文，是出于这些作品的现实意义：“使我吃惊的是，白鲁因、路易十一、希贡、魔鬼的化身、沙瓦西（按，皆巴尔扎克讽刺小说中的人物）这些西方的魔影

4、，竟穿了中国的民族服装时常在这里的大街显灵。正所谓，地无分东西，时不论古今，凡是有人的地方，总会有假道学家、伪善者、吝啬鬼以及杀人而致肥、谄媚以兴家的人在。巴尔扎克的‘趣闻轶事’，可不就是我们蝼蚁众生之已积压在心头的恨与笑爆鸣么！”[5]这种选择巴尔扎克的实用取向在中国译者中是很有代表性的。1936年穆木天翻译了《欧贞尼·葛郎代》（今译《欧也妮·葛朗台》），标志着中国译介者开始挺近巴尔扎克这座富矿的中心，从而把巴尔扎克在中国的译介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穆木天外，还有傅雷、高名凯、陈占元、黎烈文等，他们把卷帙

5、浩繁的《人间喜剧》的一些重要中长篇作品都先后翻译成中文。这些译作在中国的流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都曾试图将《人间喜剧》整体译介到中国来，都曾付出过艰苦的努力，但终因力不从心而未能如愿。他们的遗愿在新时期得以实现。70年代启动了《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程，这个近代以来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牵头，由法国文学学者夏玫主持。《巴尔扎克全集》和十卷《巴尔扎克选集》，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巴尔扎克原著，富有远见卓识的主持人组织了编者、译者在每部译文篇首写出序文

6、，使中国的巴尔扎克介绍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些序才气盎然、情文并茂，对一个未涉足巴尔扎克这座富矿的人是一份诱人的“导游”；对读巴尔扎克小说的读者来说是很好的“导读”，对巴尔扎克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国新时期的巴尔扎克学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二、批评界对巴尔扎克的接受巴尔扎克一进入中国批评家的视野，就给中国人留下了相当稳固的映象，即他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是资产阶级意识的深刻的表现者，是伟大现实主义艺术家。此后中国研究者对巴尔扎克所作的一切思想和艺术的思索，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基

7、本观点。中国学者所接受的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如世界和社会那样丰富广博、那样复杂矛盾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个映象的形成，除了归因于中国学者对巴氏作品的深刻透视，也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巴尔扎克的深刻论断。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

8、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