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我们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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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家琪：我们自己是谁？　（六）　　尼采是说不尽的。　　也许任何一位思想家都有说不尽的一面，但尼采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他的思想总“不合时宜”（ThoughtoutofSeasons），所以也就总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示。书还是那么多书，话也仍是那么一些话，大体上的判断从一接触到尼采（许多西方哲学史的教材都不讲尼采，这说不定倒成了一件好事）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但意义却有着明显的“自我增长”（这是尼采喜欢用的一个词）。究其原因，就在于尼采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感觉比我们早了一百年，正如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得到验证也比通常的预计早了一百年一样。　　到今年，尼采逝世一百年了，马克思逝世117年了。当我们都感

2、到有重新问一下“尼采是谁？”“马克思是谁？”的必要时，这说明“我们自己是谁？”真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是谁？”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这只要去看一下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就会一目了然。麦金太尔也认为现代性面临三大问题，即人格认同、自我统一与连续性问题。　　福柯说，“据我看，自从19世纪以来，哲学不断询问的都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这些也许只不过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因此，哲学的问题也是有关我们自己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完全是历史性的。它是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是和政治不可或却的历史。”（《权力的眼睛》第45页）　　福柯的意思是说，在历史中的我们，总不得不

3、为自己寻找到一种“归属的标记”，而这“标记”又只能是政治性的。既在历史中，又得具有必然是多变的“政治标记”，人何以知道自己是谁呢？这就恐怕需要改换一下“问法”。这种“改换”的启示来自尼采。正是尼采说：“我们的优越地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的时代，我们可能审查从未经审查的东西；我们就是全部历史的自我意识。”（《遗稿218》）他还说：“谈谈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德的伟大政治。我们给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选定了这篇文章，不是说人们怎样变得有道德，而是说人们怎样使人具有了道德--也就是人们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遗稿314》）正是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启示，使福柯想到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问“通

4、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是什么”，而是问：“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权力的眼睛》第202页）　　我们这些一直相信着真理的人，所相信的真理走过了怎样的艰难历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我们而言的真理，是怎样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成为一种“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或“和政治不可或却的历史”的？罗素承认他对尼采的厌恶“不在于诉诸事实，而在于诉诸感情”，那么我们呢？无论是对过去的尼采还是对今天的尼采，也无论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罗素、福柯，还是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或朱熹、王阳明，也无论所知是多还是不多，他们身上所吸引我们的东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诉诸的是感情，多大程度上又是事实？　　尼采的挑战是冲着感情来

5、的。这个对所谓的学究气最不屑一顾的大学教授，今天所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要打破你感情上的任何依赖或倾向，使问题直逼学理上的“根据”，但这里的“根据”又不是逻辑上的，而是经验中你无法回避的事实。　　在事实与感情的选择上，我们一直自以为选择的是事实，却从未意识到感情（如勃兰兑斯在给尼采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使人不感到轻松安适的方面）对我们的支配，更未意识到这种感情的支配训练或训练支配都是在尊重事实的幌子下进行的。当我写下这句话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就是文革中狂热不已的自己；而那种狂热本身就体现着事实与感情的统一，而且是面对铁一样的事实，你只能比赛似地给感情火上浇油。　　1986年，当我们筹划我们那套“

6、边缘丛书”、当我开始撰写我的第一本书《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着笔最重的即第二章：“价值标准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那时觉得我们在一个过于坚硬的事实世界（其实是观念的事实世界）中生活得太久太久了，而且从来就不知道要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这来自休谟的启发）。那时无论提到哲学史（也无论古今中外）中的谁，都讲的是事实，似乎一提个人情感上的好恶就犯了不尊重事实的错误。那时的我们还未意识到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一种被规定、被统一好了的解释，也正是这种解释性的观念支配着我们的感情；时间一长，也就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失却了自己的感受性。在这一意义上，卢梭确是位启蒙大师。　　在坚硬的事实（观念）

7、世界中，认识论的问题压倒一切，价值标准确实太脆弱、太微不足道了，因为他只存在于各个不同的人心里，“并不具有什么客观的标准。”这就是当时写下的话，见《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1998年版第92页。那时所想维护的是只存留于每个人心中并无客观标准的价值标准，它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所想吁请的，也就是一种“富有灵感的环境”，因为只有这样的环境才构成一个特定的价值氛围，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