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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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政策内容提要：文章从经验事实出发，对几个经验命题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包括1980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的结果让人失望；增长最成功的经济体采用的都是“非正统”的政策；存在若干所有成功国家都或多或少遵从的普遍的、第一级的经济政策原则，等等。下一步该如何做呢？文章也给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扩展华盛顿共识；一是替代华盛顿共识的方法。在讨论针对经济增长战略的诊断试验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将精力集中在那些回报率最高的领域是更具建设性的，而在实践政策建议时，需要摆脱经验法则经济学的影响。关键词：华盛顿

2、共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战略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如何使国民生活水平加速赶上今天的发达国家?大约10—15年前，北美和西欧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曾有一个高度明晰的共识。今天，这个共识很大程度上已经消散。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相信，只要采用“华盛顿共识”清单中的十至二十条改革措施，经济就会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战略的任何重新评价都必须从一些经验事实开始。一、几个经验命题年代和1990年代改革的结果让人失望1980年代末，北美的经济学家和全世界的政策技术官僚(policytechnocra

3、ts)就几项亟待进行的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其本质可被归结为三条戒律：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一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以这种现在备受指责的“华盛顿共识”为模式，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改革。拉丁美洲是实践这一方针最彻底的地区，相似的改革也出现在全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很多地方。这些改革中，幅度最大的当推贸易自由化。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地消除了进口配额限制，降低了关税壁垒，也减少了税率的不一致性。在经历了政策上的剧烈变动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些国家在经济表现上应该有巨大进步。

4、毕竟，如果说经济增长被由宏观经济中的民粹主义(macroeoconomicpopulism)和国家主义下的保护主义所产生的高通货膨胀率所拖累的话，这些障碍因素消除后应该能释放出私人部门的巨大能量。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尽管对其原因解释不一，但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在那些接受“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教条的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绝对意义上是低的，在相对意义上，也低于那些不愿意进行类似改革的国家，甚至低于改革国家自身的历史记录。或许非洲让人失望跟特定环境有关：内战的破坏和公共卫生危机。但如何解释拉丁美洲的现

5、象呢？1990年代，拉美地区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方面表现十分糟糕，远低于1950-1980时期的水平。财政纪律、私有化和开放贸易带来的经济表现甚至还不如进口替代时期的情况。这是一个巨大的谜。2.增长最成功的经济体采用的都是“非正统”(heterodox)的政策。在过去20年做的出奇好的恰恰是那些最贫穷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不是这样，这个谜会更加让人难解。这里中国是理所当然的领跑者，从人均角度1980年以来其平均增长率在9%左右，即使扣除两，三个百分点的统计水分，这依然是一个让人惊异的表现。印度同

6、样经历了一个小规模的奇迹，1980年以来它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一倍。伴随这两个巨人的还有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例如越南，表现也相当不错。这些大国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现在(或过去)都生活在亚洲。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而是从相对意义上说，全球贫困问题大大缓解了。对其他地方的政策改革者而言，坏消息是这些高增长国家已经敲着自己的锣鼓前进，它们的政策与正统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议程极不相符。中国和越南当然是主要的示范者，这两个国家都变得更加市场导向，但是这是通过非正统的方式达到的。中国改变了它的激励机制

7、，采用双轨模式（在计划经济之上嫁接了一个市场体系，而不是完全抛弃前者），没有让私有产权充分发挥作用（转向依赖由地方政府所有的乡镇企业），部分对外开放（以经济特区补充其高度保护的贸易体制）。1980年代后半期，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采取了很多同样的政策。至于印度，尽管一般人认为其增长加速开始于1991年的自由化，实际上它的经济起飞要更早10年，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早期，当时正处在严重的贸易保护之下。这些例子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它们自己成了规则。联想到早期东亚四小龙的奇迹，我们会发现同样的市场导向加“

8、非正统”的政策的发展类型。四小龙中只有香港接近于理想的自由市场。韩国、台湾以及之前的日本都离这个标准相差甚远。这些国家（地区）广泛运用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手段，在公司治理、财政、监管领域使用“反常’的机构。新加坡贸易自由，但同样有广泛的产业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具有明显的扭曲效应，阿文•扬（1992）发现新加坡制造业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非常之低。东亚国家表现优异是否与这些非正统的因素有因果关系，这长期以来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我认为，本文不必对因果关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