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视角看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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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行政视角看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2、第1...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在改革和发展道路上可以利用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仅从政治与行政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就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与官僚体制的结合及这种结合的制度化，就是一个有趣的题目。虽然这种官与学的结合及制度化近100年来一直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判，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并不能全盘否定。王亚南说：“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愈大，要使宇内道一风同、心悦诚服就愈感困难。为了解决

3、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朝武帝君臣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所以，儒家的‘大一统’，由尽量扩大政治版图所造出的上述统治上的问题，就由其尽量推行纲常之教或伦理的治化，而相当的得到解决。”虽然这种官与学的结合在历史上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弊病，如：政治伦理化、人治、裙带关系、官场腐败、皇权至上、官本位、社会封闭落后及停滞不前等等，同时，这种结合的牢固性使皇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宪政思想的萌芽，以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朝代更替必须通过流血来实现，但中华民族通过传统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一些好的心理品质，如：官僚阶层的民本意识、责任意识、德治意识、廉政勤政意识等

4、，普通百姓对政府的亲和与信任意识、对官吏的清官意识、相互之间交流时的互助意识、情感意识、道德意识、信任和宽容意识等。这就是说，这种官与学的结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其灭亡也是必然的，但意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会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消亡而消亡，它会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并对我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种官与学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结合所产生的社会结果也必须辩证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具体到政治与行政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1）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最多和民族结构比较复杂的大国，自秦汉以来

5、，不是通过宗教信仰，而是通过伦理道德与官僚制度的结合来凝聚民心、长期保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其中的道理值得深入探讨。基督教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通过宗教来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即使在今天所谓的法制社会，宗教仍然是稳定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支点。中国则不同，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人们普遍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是中国社会维持稳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支点，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风俗习惯，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如果不顾一个国家的风

6、俗，“最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最好的法律，也不能维持一个政体。”因此，在当代中国推行民主与法治的过程中，道德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公务员阶层的道德水准和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直接决定着现行法律的实施状况，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2）道德上的纲常教义与官僚制度结合的治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是“吏治”。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中国历朝历代维护皇权统治和国家统一的秘诀。而严于治吏的关键环节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因为“人治”的核心是“德治”，即“德治天下”，以德服人，两千年的熏陶已潜移默化地使中国人通过“道德合理性”来评价政府，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的最充分的理由

7、也是道德上的。因此，整个官僚阶层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就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于儒家伦理中的“父权”概念引入中国的政治秩序和官僚体制之中，所以，“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这些人作为父权的代表，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对儒家道德准则具有示范和推广效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般官僚为政的座右铭。因此，普通老百姓与各级官僚阶层之间亲和力和信任感的建立，是与社会公认的道德价值准则及官僚阶层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相关联的，对政府的依赖感和信任感是中国人传统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

8、部分，一旦官僚阶层本身整体出现道德危机，如：普遍性的腐败、贪污，横征暴敛，恶民而不是亲民，带头败坏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等，使普通百姓对官僚阶层产生道德信任危机，则预示着社会动荡的到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王朝的覆灭。所以在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考虑到传统心理上中国人对政府“道德合理性”的认同感，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制度层面来看，儒家伦理与官僚体制的结合，作为一种促使社会高度稳定的制度化形态，所产生的经验和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