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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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论文关键词：诗集传朱熹文艺观　　论文摘要：《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迷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诗集传》是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年)于1177年完成的，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诗经》注本。它前面有总序，各篇有题旨，并且训释

2、文字章句，评论表现手法。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诸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的体制、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不仅在音韵训诂方面为我们理解《诗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对《诗经》进行了总的批判并有所继承发展，创造性地总结了我国自先秦至宋的文艺理论，是我国文艺批评史上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艺批评专着，在我国文艺批评史上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本文试图依据《诗集传》全面探讨朱熹的文艺观。　　　　一、肯定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在《诗集传》中，朱熹首先肯定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时代的最强音，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理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人心之感物

3、”，显然是继承了《乐记》中的说法。这里的所谓“物”，指的就是实际的社会生活。由此可知，诗是由于人心对现实生活有所感而产生的。而“感物而形于言”。则是承认现实生活对诗歌的决定作用，这与“存在决定意识”有相通之处。由于时代和阶级地位的不同，人心所感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同(邪正)，所以诗的内容就有好坏之分(是非)。但是，诗歌对现实的反映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对时代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朱熹在《诗集传》中不仅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且又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他依据《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和政治背景，通过对诗的本文训诂理解诗义，对《诗序》提出了怀疑和批判，提出了

4、自己的见解，对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持存疑态度。朱熹曾指出，《诗序》“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而成”，它“不解诗人本意”，“更不能发时诗之大旨”，“多穿凿附会”，“随文生义”，“妄诞其说”(均见《朱子语类》卷八○)，主张“今但信《诗》不必信序”(同上，卷八一)，“须是看到诗人意思”，“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物态”(同上，卷八○)。因此，《诗集传》中就废弃《诗序》不录，而自己探求各篇本义。这就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诗经》开辟了新的途径。　　“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它们歌颂的是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其中有讴歌周之始祖后稷的英雄伟业的，如《思文》；有颂扬周祖先第三

5、个重要人物大王古公亶父的，如《天作》；而大量歌颂的则是西周前期文武成康的文治武功。还有一些诗反映了西周初年的农牧业生产和规模，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他对于“周颂”的写作年代，如《桓》、《贲》等，与《诗序》的看法是不同的。《诗集传》依据《春秋传》以《桓》为“大武”之六章，以《贲》为“大武”之三章，又根据《桓》中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已有武王之谥，因此断定《桓》为“颂武王之功”，《贲》为“颂文武之功”，均不是武王时所作。而对于《般》则注明“义未详”。　　“鲁颂”是春秋前期鲁国(即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时)之诗，“所歌者，乃当时之事”。对于诗的作者，认为只有《閟

6、宫》一篇为僖公之诗，并非全为僖公所作。“商颂”乃是赞美商代开国始祖的诗。它的写作年代当在宋七世至戴公时。朱熹还认为“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公可作”(《朱子语类》卷八一)。　　雅之分大小，从前说诗者有许多争论。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八一中说，“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亦如今之宫调商调”。显然是以音乐来区别它们的，其意义并不在大小上。清代惠士奇《诗说》中的说法实际上与此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雅”的《文王之计》、《民生之计》和“小雅”的《鹿鸣之计》、《白华之计》同“周颂”一样，都是写在西周初期社会较为繁荣的时期。其内容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生活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雅诗对于周王朝历代先王

7、的颂扬，往往含有教训规谏的意思。《诗集传》指出周公戒成王的有三篇，召康公戒成王的也有三篇，其中从《械朴》至《假乐》十二篇则认为“疑周公所作”。需要指出的是《民劳》和《板》为“凡伯刺厉王之诗”。《诗集传》认为二者均为“同列相戒之辞，”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但前者“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后者“责之益深切耳”。特别是其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对于《文王》，《诗集传》认为言“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