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论曹植》 看郭沫若的文艺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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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论曹植》看郭沫若的文艺批评观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郭沫若研究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Y2010C01。作者唐瑛（1973——），四川广安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唐瑛周洪林（乐山师范学院，614000）内容摘要：郭沫若的《论曹植》，一反钟嵘和谢灵运等人对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认为享有“才子”盛名的曹子建，无论在诗文创作上还是治国的方略上，都远逊于他父亲曹操和兄长曹丕。《论曹植》虽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通过此文所流露出作者公允的立场和深刻的见解，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关键词：《论曹植》、立场

2、、、文艺观、和其他批评性质的文章一样，郭沫若的《论曹植》一以贯之地继承了他爱做翻案文章的本色。在文学史上，人们对曹植的文学成就评价一直很高。最明显的莫过于晋代的诗评家钟嵘和大诗人谢灵运。如钟嵘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彩华茂”，“卓尔不群”、“粲溢古今”[1]；谢灵运则称扬曹植说天下之才“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云云。但在《论曹植》一文里，郭沫若开篇就提出了钟嵘这一见解的极大不公平。认为钟嵘把曹植的诗歌列在上品，是“对于俗情表示了雷同”[2]，与另一位清代的诗评家丁晏（乾隆末年山阳文士，所著《曹子建诠评》，曾刊布于清代同治年间。）一样，是犯了认识片面和不彻底的毛病。同时郭沫若还

3、指出，在这方面，丁晏对曹子建的评价，甚至比钟嵘还更离谱。我们知道，要对曹植这样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重新作出一番与前人不同的评价，并非一件容易之事。更何况郭沫若所评价的对象，是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大诗人曹植。作为品评历史人物、评鉴古今作家的一流高手，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显示出了他这方面非凡的能力，即无论从摘取事实的典型、看待问题角度的巧妙、语言的言简意赅，还是文笔的有力老辣等，都无不充分展示出他身兼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独具风采。而在的具体论述中，郭沫若又坚守着文学本位，立足于自己鲜明的阶级意识和立场，知人论世，娓娓道来，让人倍感亲切。6也许没有人再比郭沫若了解诗人品德在

4、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了。因此在《论曹植》开篇，他就借助一些确凿的事例来让人们弄清曹植的具体为人。并力图在读者看清曹植的实际为人处事以后，再逐渐地让人们认识到所谓“曹子建才华横溢、命运坎坷”等说法的根本不成立。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十分久远的文学批评观念，即战国末期思想家孟轲所提倡的“知人论世”。其大意是如果我们要认识、了解一个人、一个作家，那我们就得了解这个人的身世经历和他所处的周围环境。而由“知人论世”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标准，即评判诗人作家成就时的“文如其人”，更是普遍深入了各时代评论家们的骨髓。直言之，当人们欲对一个诗人作家的成就和地位加以评判时，其首先的第一反映

5、便是判定这个人的具体人格。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多么富有才华，多么富有成就，可一旦人们认识到他为人的不值得称道以后，人们就再也不会去认同他的水平和成就。诚如明末清初的降清叛将阮大铖，他的诗文水平本来很高，但由于人们鄙薄其叛国求荣的为人，所以在阮大铖死后，他的诗文便湮没无闻，社会上不再有人流传。故而深知这一点的郭沫若，便选择作为很多人所高看的诗人曹植，他的为人处事不值得称道上来大做文章。首先郭沫若提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获得“极豪华的声名”[3]，这种声誉与他的实际作为和成就并不相符。为了更深层次地剖析曹植的声誉和实际诗文成就如何地不相称，郭沫若厘清了曹植“豪华声誉”的最早来

6、源是比他稍晚的诗评家钟嵘，并认为钟嵘评价曹植有欠公允，同时列举出比钟嵘稍晚的刘彦和（刘勰）对曹植的评价。郭沫若强调，钟嵘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公允的评价，是由于其“位尊而值才”、“势窘而益价”[4]的评判标准。被郭沫若拉来一同加以批判的，还有与钟嵘持相同观点的清朝的丁晏。郭氏从剖析丁晏思想来源出发，指出他远袭隋末的王通、近袭明代李梦阳和明末张溥的实质。认为被丁晏所承袭的这些人，无一不是思想行为极为“迂腐”。丁晏本人竭力从道德方面对曹植进行的“粉饰洗刷”，并不成立，曹子建不是人们所讲的“忠君而怨”，所谓“文多才思，辞彩”，极有可能是过分夸饰之辞。为论述自己的上述观点，郭沫若从自己历

7、史学家的身份出发，认为作为文雅风流的诗人曹植，其十几岁“援牍如诵”、作出《铜雀台赋》这样颇不容易的文章，的确是该“难能可贵”[5]的。而年少的曹植也因为这些卓异，得到了太祖曹操的青睐，有“庶几”被列为太子的事实。但郭沫若同时6指出，作为颇有谋略的政治家曹操，他对人的考核揣度远非一般人所能够比。曹丕、曹植兄弟各自获得的命运，是他们二人自身的表现所决定的，基本上是“咎由自取”。曹丕为文、为人皆“委婉公允”，曹植则“恃才傲物，恃宠骄纵”，处处“不以诚意待人”，这也是曹植失去皇位的根本原因。诸如“曹植受委屈便成就丕显”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