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庙产兴学及吉林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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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民初庙产兴学及吉林近代教育摘要：清末民初吉林近代教育蓬勃发展，尤以新政时期为盛。这一时期，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的政策，虽然对吉林地区教育的影响远不及中原和东南沿海，但是此政策的实施对吉林社会的移风易俗和近代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深远意义。以吉林为例从庙产兴学的缘起，吉林地区对该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入手，旨在剖析庙产兴学对吉林近代教育影响。关键词：清末民初；庙产兴学；吉林近代教育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79-02一、庙产兴学的缘起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到

2、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而打破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此时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教育制度都面临着各种危机。尤其在甲午战争惨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八国联军侵华随之而来签订的《辛丑条约》更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政府”。有识之士和清王朝自身都开始在危急中探求救亡图存一路，提出效法西方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各项改革中，清朝改革者不仅关心近代工业的发同时也关注教育改革。但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屡因战败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丧失了领土、关稅等一系列主

3、权，赔偿了大量白银，致使国库空虚、财力日衰。所以教育经费的奇缺是教育改革的一大阻力。因而，以庙产而兴教育即“庙产兴学”政策便应运而生了。庙产兴学这一政策，早在康有为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提出过“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若改为学堂，以共产为公费学堂遍地。”[1]从康有为奏折中可以看出，此时期民众崇尚迷信，笃信鬼神之说，淫祠随处可见，数量甚多，他建议把这些共产的淫祠作为办学的费用来发展教育。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898年3月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

4、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2]此中张之洞提出了超越康有为庙产所及的范围，不局限于淫祠，涉及公产的佛道教寺观，扩大了利用庙产的范围。并且在其中也明确了对庙产的去用额度“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3]可看出张之洞对于庙产的分配也作出了很详尽的安排，即在经费使用上，寺庙道观留用其三，兴学用其七；在田产分配上，僧道士留用其三，其七作为学田地。张之洞和康有为的庙产兴学主张相继呈于道光帝，道光帝下

5、诏“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4]由此引发各地方提拔庙产的一系列举措。虽然维新教育改革的各项措施并未能在东北地区一一落实，但是教育基础蒙学和私塾此时已经遍布于东北许多重要城镇。二、吉林佛道教的发展状况及对庙产兴学上谕的执行吉林兴学之所以能够充分利用庙产与其地的佛教道教的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佛教传入吉林境内大约在东晋时期，自康熙朝以来，僧人数量和寺庙的数量都大规模增加，寺庙建筑几乎遍布于吉林全境。乾隆以后，许多关内人口流入吉林境内，嘉庆朝开始弛禁，咸丰十一年（1861年）全面

6、解除封禁，光绪帝时期大力发展农业和建置府县，佛教的传播有了良好的土壤。到宣统三年（1911年）时修建的佛寺共计约150座，清代以来吉林佛教发展迗到高潮。另外道教在东北发展也不可忽视，吉林道教传播始于公元6、7世纪初的唐朝，元明时期一度中断。清康熙时期开始复兴，嘉庆、同治以后宫观建造数量猛增。清王朝帝王的推崇使吉林境内道教发展迅猛，全境道观200座左右［5］。同时，吉林境内的僧道庙观的产业是十分可观的，如，珲春灵宝寺（民间俗称西大庙）建于1714年（康熙53年），时有地积250方丈;再如吉林文庙是由清乾隆皇

7、帝亲下圣旨于乾隆七年（1742年）兴建的，占地16354平方米，呈三进院落。清末新政时期，清颁布了很多有关教育改革的上谕。新政中有关教育改革的谕示中说道：“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提出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命在北京和各省建立大中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25日），清政府命各省速办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1902年2月24日），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农工商务，并设农务、工艺学堂。”［6］正是遵照这些谕令，边疆地区如吉林也开始了兴办各式学堂。吉林办学堂的物质保障

8、主要提用各项庙产。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以后，清政府倡办新式教育，新式学堂，诏令各地寺庙、宫观、旧祠堂的地产交给官府作为“学田地”，分配给当地做新式学堂。这一政策虽然未在吉林完全落实，但也有许多的宫观、寺庙被征用为了学田或者作为了新式教育的学堂。如吉林蟠桃宫就有六间房子被改为学堂，文庙西院整个被永吉县县立第八小学校改为学堂。再如以吉林长春为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长春兴学的经费保障是靠对庙产、善地收入抽取三成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