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与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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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外庐与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

2、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当我们讨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时，侯外庐基本上是被忽略的。但是，侯外庐应当予以关注,因为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他其实一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尤其不容忽视。一、在“中国哲学史”这一现代学科的语脉中讨论侯外庐是否切题？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领袖人物，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侯外庐及其学生出版过五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被认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思想遗产的杰作和巨著。此外，侯外庐于1943年

3、出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于1944年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4年和1945年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80年和1981年编辑出版《中国思想史纲》。因此，虽然在1990年代之后，侯外庐逐渐被人淡忘，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起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还是侯外庐的名字。不过，笔者下面将会论.证指出，事实上，在有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同样也是一个核心人物。在“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讨论侯外庐，有两个原因：首先，除了为人熟知的“中国思想史”之外，侯外庐的确出版过几部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

4、国思想史”的著作。更有意义的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所建立的典范事实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直到1990年代，他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才受到检讨，逐渐被边缘化,如果不是被完全抛弃的话。侯外庐以“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为题出版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出版时被直接冠以“中国哲学史”之名的著作。例如，他于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史略》，于1963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于1978年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除了这些题名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之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讨论“中国哲学史”而非“中国思想史”的文章，特

5、别是讨论一些中国历史人物的“哲学”的文章。例如，他于1955年发表《从对待哲学遗产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批判胡适怎样涂抹和污蔑中国哲学史》一文，尽管严格来说，该文与其说是学术批评，不如说是政治批判。他还撰文讨论过柳宗元、李贽、吕才等人的所谓“唯物主义”。另外一类文字是他及其追随者编辑的有关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资料书，均冠以“哲学”之名，比如《陈确哲学选集》、《王廷相哲学选集》、《吕坤哲学选集》、《柳宗元哲学选集》等。由此可见，侯外庐显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自己所作的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工作。至于他参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更为有力的证

6、据,则是他和他的同事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出版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该书是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宋明理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虽然他在该书中所运用的整体诠释框架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该书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关于宋明理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原因之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语境中讨论侯外庐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还在于无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他所建立的研究典范及其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从1950年代直到19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遵从侯外庐的典范与方法，或者说与之保持一致。二、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

7、与方法是什么？1958年，侯外庐出版了名为《韧的追求》的回忆录。其中，对于他的人生经历及其研究工作有一个简要的回顾。此外，他还描述了1949年以前主要由苏联输人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氛围所产生的强烈影响，以及他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参与。从他自身的立场来看,他认为自己最为显著的学术贡献就是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回忆录中,他总结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六点贡献。这六点贡献同样可以适用于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侯外庐所总结的六点贡献，其核心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世界及其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侯外

8、庐同样将过去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