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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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裕钊文气论与桐城传承 　摘要：文气论是桐城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论的发起，始于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说。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的文章要义之后，曾国藩在咸同之世增加“经济”一条，桐城文论已经几于完备。作为曾国藩的弟子，张裕钊在其指点之下继承桐城派文气说，提出为文以“自然”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在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过程中，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的影响不可小觑。两人在河北期间的书信往来，促进了张裕钊对行文技法的思考。在教授生徒时，张裕钊从文气论的角度，影响着后期桐城派的古文创作趋向，直接反映了张裕钊在后期桐城派传承中的作用。  　　关键词：张裕钊；吴汝纶；文气论；桐城派  

2、　　“气”原本为上古哲学概念的一种，由自然之节气变化引申至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魏晋以降，“气”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文气论之说。孟子所论之“气”，如“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仍集中于思想层面。《典论·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将文章分为“清”、“浊”两体，作为批评的准绳。{1}延及清代，桐城派承继唐代韩柳及明代唐宋派归有光之余绪，将“气”列为古文要素，从古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层面，深化文气说的演绎和影响。  　　一、桐城文论对张裕钊的影响  　　早年张裕钊喜爱南宋曾巩之古文，不好为时文。《清史稿》本传称其“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

3、》，时时窃读之”{2}。故而，在应礼部试时深受曾国藩赏识。③由于学曾巩文易伤于柔弱，因此曾国藩建议其从桐城姚鼐之说出发，多读扬雄、韩愈等人文章，参以两汉古赋，以增加文章雄健阳刚之气：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4}  　　关于古文分阴阳刚柔之说，姚鼐于《复鲁絜非书》中所论甚详

4、：“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1}阴阳为天地之气，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姚氏继而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须判然两端，方可言文。事实上，桐城派诸人的文章自方苞、刘大櫆以来均偏于阴柔，这也是深受当时文人批评之处。  　　刘大櫆和姚鼐均从学习曾巩文章入门，故其文章气势较为柔缓。刘大櫆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的主张{2}，这与朱熹主张的“理”为本体、“气”为显现自身媒介的哲学思想颇有契合。刘大櫆所宣称的“气”，仍集中于文章的创作动机。为了更好地表现“气”，刘氏强调音

5、节的作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③音节虽是文章细节之处，但可由此见出作品神气之高下，因而有“因声求气”之说。“声”和“气”成为桐城义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乾隆中，姚鼐承继刘大櫆的文学主张，论文亦强调神气和音节，同时细化并加入新的论文语汇，认为“意”与“气”之结合，因而才有文辞音节之高下，故而有“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哉？”{4}“神”与“意”是文章之根本，音节声律虽为文章末节，但却是“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两

6、者虽有精粗之别，但均是古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曾国藩在姚鼐的基础上主张调和阴阳之气，以古赋、诸子、韩柳文法补救桐城文阴柔之不足。咸丰九年（1859）八月，在书信中曾国藩建议张裕钊多读古赋、韩柳之文以救文章气体之后，张裕钊又亲至黄州曾国藩行署中请教文辞。此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张裕钊与曾国藩还多次以面谈或书信往还的方式，研讨文章之法。{5}在彼此论文的过程中，曾国藩极为重视文章之“气”：“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6}如要寻找工于古文的途经，“气”是最关键处。对于张裕钊古文的精进曾国藩亦以“气”之流畅许之：“廉卿之真气流转，奖许之过，期待之厚，诸无以副之

7、。”{7}由此可见，在曾国藩教授和评价古文时，文章之“气”尤为重要。  　　曾国藩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影响甚巨。经曾国藩指点，张裕钊由唐宋文上溯先秦两汉古文，学习汉赋、《史记》中的文字和风格，以增加文章雄直之“气”。《濂亭文集》中读《史记》而作的《书外戚世家后》、《书越世家后》等文章，对于司马迁的辞藻、行文风格及章法有所探究。在论及《史记·萧相国世家》“以帝尝繇咸阳”二句时，张裕钊认为其“紧接上文，一气直下，便随手宕出奇致”{8}。亦以字句为文章行文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