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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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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对话的平等与自由——评郎咸平的“蝴蝶效交流是一个进步的典型标志。对话则是人类社会交流的的重要载体形式之一。的进程明确显示了:不同阶段,交流方式和手段的改变,都与群体地位、权力和阶级等级结构直接相关。自从人类伦进入以平等、自由、博爱为主题的以来,平等和自由就开始被当作人权的重要。关于对话的平等和自由,群体心理学给予了探索性的。对话从形式上来讲是对话双方的一种思想交流,从内容上来讲,则是对话双方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并含有试图达成共识和互相说服的目的。群体心理学用“暗示”、“”和“催眠”等范畴来概括交流的主要特征。尽管存在学科领域上的隔阂,但这并不绝对的影响我们对交流和对话的理解。在对话中
2、,我们和他人交谈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让对方感兴趣和使对方感受交流的愉悦,但这往往是出于交谈本身的乐趣;也可以是出于一种明显的目的,这种动机多半会超出对方的愉悦之外。前者如朋友或是亲人之间的交流,后者则如外交、军事、商务谈判或者合法的盘查以及学术争论。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就对话本身而言,必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主体,而这两个主体在权力和地位以及话语权上必须是平等的,在对话内容上必须是自由开放,的。否则并不符合“对话”的基本规则。如果我这样概括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对话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是主体平等原则;第二是言论自由原则。主体平等在对话中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一直和争取民主自由
3、的斗争紧密相关。这一点自从人本主义复兴以来,甚至在今天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话的主体除了个人之间,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体的多样化有直接关系。主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对话、政党之间的对话、组织之间的对话、或者社会关系中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对话。后者较多的反映的是群体中的个人自由和平等问题。这是对话吗?恐怕连形式平等的对话都算不上!平等的对话首先要求主体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其次才是话语权的平等,而这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在太多的中国人眼里,尤其是那些朴实的农民眼里,舆论所宣传的“公仆”和官老爷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得罪不起的。目前全国各地积压的各类“民告官”案件,案件一拖
4、再拖,久久不能宣判,迟迟无法执行实在让人无法相信这些事实可以推翻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和争论来看,问题同样存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最近学界正在针对香港公司财务专家郎咸平教授指责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家国内知名在改制中有“侵吞或稀释国有资产”的事情争论不休。在我看来,郎咸平的观点所引起的争论多少有些“蝴蝶效应”。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题,但至少在是否要改的问题上界并不存在争论。大家有一个一致的声音:必须改。但是如何改是分歧的直接的根源和焦点。郎咸平的指责和置疑,是基于他领导研究的对三家公司财务的研究报告。尽管报告中有些言词从学术角度判断缺乏严谨,其推
5、测性的结论也更接近和符合关心国有资产改革问题的民众心声,支持率较高。但国内以张维迎、周其仁、赵晓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纷纷就朗文发表评论和批评,一场关于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的争论由此展开。严格的说,这次争论只能界定为一次学术争论,本质上应该是对学术观点的交流和探讨。蹊跷的是争论中反对者多半似乎都有些“顾左右而言他”的迹象。如赵晓在一篇题为《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兼评郎咸平国企改革言论》的针对性文章中指责郎咸平时,明确指出了一个“谁有发言权”的问题;此后不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在《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说话资格”和“背后的目的”的问题。复旦大学张军教授
6、在发表于《外滩画报》上的《学术的边界》一文中也指出:“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那么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总体来看,我隐约觉得这次的所谓争论甚至有些“战风车”的嫌疑。自郎咸平的文章和言论公开(8月6日)以来,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随之而来,相比与此前国内就国企改革和国资流失问题的争论,这次郎咸平引发的争论不亚于一次“蝴蝶效应”。争论开始不久(8月28日),国内就有一位关心国企改革问题的邵振伟先生,出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痛惜和义愤,发起组织了一场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的学术研讨会。郎咸平事先与主办方谈
7、了条件,那就是必须邀请国内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骂过他或者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尽管此举有些要“华山论剑”的感觉,但被邀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学者缺席,研讨会实际变成为由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一边倒”的郎咸平声援会,仅张文魁一人孤军奋战,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强调,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可以防止。(李健,2004)我本人不太理解目前国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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