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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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上）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尼德兰（Netherlands）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带。16世纪中叶，这个“低地”地区拥有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西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工商业发达。这个海国之民，擅长航海冒险之术，有“海上搬运马车夫”之称。[1]60年代，尼德兰展开摆脱西班牙人统治的独立战争。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西班牙与尼德兰北部富裕的荷兰共和国缔结十二年休战协议，事实上承认荷兰独立，但是西班牙人心有不甘，禁止荷兰人前往葡萄牙贸易，以阻止他们向全欧各地贩运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荷兰人为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拦截，曾派探险队取道北冰

2、洋，寻找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航路，但不成功。与此同时，荷兰人参照曾经是果阿大主教的随从的荷兰人胡特曼(Houtman)、林旭登(Linschoten)搜集到有关东方贸易的详细资料，沿着非洲旧航路，绕过好望角，利用南半球“咆哮西风带”（一译“大西洋的风暴带”）的洋流，快捷地穿越印度洋，从巽他海峡通往印尼，往南发现了澳大利亚大陆。[2]16世纪末，荷兰人的船队出现在亚洲海域，预示着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在东方的激烈竞争的来临。不用数年，荷兰人在南纬10度以北，从阿拉伯海至太平洋，建立起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据点。正德、嘉靖间，当浙、闽海禁，贸易阻绝之际，广东率先实现海外贸易制度转型，形成具

3、有典范意义的“广中事例”，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澳门则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居留贸易的港口；通过“澳票制”，广州、澳门构成广东贸易的“二元中心”，吸引大批中外商人前来互市；正如中葡关系史专家张天泽先生指出，官府“无须允许外国人来访广州，也无须让中国人离开本国，便可坐享对外贸易的利益。”[3]澳门不仅是广东管制下的中国领土，而且是广东贸易的组成部分。所以，本文叙述的“广东”，包括葡人居留地澳门。隆庆、万历前期，高拱、张居正相继当政，在内政外交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次第解决南倭北虏之患，福建“准贩东西二洋”，广州举办一年两次“交易会”，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葡萄牙人经营澳

4、门贸易，大发贸易之财，令西方商人艳羡不已。荷兰人进入东印度之后，一直想打开广东贸易之门。1600年范·内克（VanNeck）舰队的广东之行揭开中国与荷兰关系的第一页，但荷兰人希望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在广东建立商站的计划无法实现，乃转移到福建，占据台湾，开展对华贸易。明朝灭亡后，东南沿海长期海禁，闽海成为清朝与台湾明郑政权较量的战场，荷兰人根本无法接近福建，因而经常在粤海走私贸易，长期操控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大发其财。其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三次派出使团，前往广州、北京，展开对清朝官方的直接交往和贸易谈判，但成果不大。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荷兰人才获准在广州设立商馆，中荷

5、开始正常的直接贸易。明中叶以后大批沿海民众下海通夷，广东商民频繁活动于荷属东印度各港口，构成早期双边关系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广东在早期中荷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荷兰人在福尔摩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台湾的事务报告）、《巴达维亚城日记》、《热兰遮城日记》等荷兰档案、日记、航海记录等整理出版，为研究早期中荷关系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线索，广东作为中荷关系“正规管道”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也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学术界对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上世纪90年代，章文钦先生《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对荷兰人在广东的早期贸易活动作了较系统的梳理。[4]荷兰汉学家LeonardB

6、lusse（包乐史）、中国学者汤开建先生等的著作考察了范·内克（VanNeck）在广东的活动。[5]新近由蔡鸿生、LeonardBlusse先生等编著的《航向珠江—荷兰人在华南（1600-2000年）》（中英文）对相关问题也有叙述。[6]中外学者对荷兰与福建、台湾的研究有些也涉及到广东。不过，学术界对中荷关系中广东的关注远不及闽台，早期中荷关系研究由于缺少广东，总体而言也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外相关资料，廓清广东与荷兰关系的一些重要事件，置于17世纪亚洲海洋贸易与国际关系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希望对深化与拓展明末清初中荷关系有所裨益。[1]莫里斯×布罗尔

7、（MauriceBraure）着、郑克鲁等译，《荷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页27。[2]霍尔（D.G.E.Hall）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392。[3]张天泽着、姚楠等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页111。[4]章文钦，〈明清时代荷兰与广州口岸的贸易和交往〉，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5]包乐史（LeonardBlusse）着、庄国土、程绍刚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