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通制》“断例”小考

《《大元通制》“断例”小考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大元通制》“断例”小考《大元通制》是元朝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编成并颁布的一部法典，凡2539条，其中，制诏94条，断例717条，条格1151条，别类（或作令类）577条。[1]这部法典一直行用到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至正条格》颁布后始被废罢，在元朝法律编纂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元史著名学者黄时鉴先生曾撰有《大元通制考辩》一文，对这部法典进行过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元代是存在一部完整而系统的法典的，那就是《大元通制》；元代是有成律的，那就是《大元通制》的“断例”，而且它正是以《唐律》为范式的；《大元通制》承袭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同时增加了内容，变动了形式，

2、具有自己的特点。[2]诚然，《大元通制》的篇目分类与基本立法精神在受到《唐律》体系影响这一点上是非常明显的，也为大多数学者们所赞同，但《大元通制》的“断例”是否就是成律呢？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在这里，笔者试图从《五服图解》中的两条通制佚文来谈一下《大元通制》断例的形式及其与《元典章》在编纂方法上的一些不同。《五服图解》一卷，为元朝人龚端礼所撰。《四库全书未收书目提要》对作者与该书的情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端礼，字仁夫，嘉兴人。此书载《绛云楼》及《述古堂书目》，朱彝尊《经义考》则云未见。端礼祖名颐正，宋时宣教郎，充枢密院编修官，常着《服图》。端礼是学，渊源有自，又复精勤参考

3、，越十载而后成书。嘉兴路牒称其有裨世教，厚风俗，洵不污矣。其例以五服为门，每门立男女已未成人之科，分正加降义四等之服。划图分章，展卷厘然，颇足为参考礼制之助。当元泰定元年，嘉兴路呈此书于江浙行省，移咨中书省。此从至治间刊本影写。钱曾《读书敏求记》云，“端礼以布衣上书阙下，盖有心世道之士也。”该书现在比较常见的版本为《宛委别藏》本，即系影钞文中所说的元至治刊本。我们知道，五服为中国传统社会服丧制度的统称，至迟到西汉已臻完备。迨至唐朝，该项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且完全融入到了社会实际生活中，成为调整人们社会日常关系的一项重要的准则。《唐律》不仅用法律手段保护服丧制度的

4、实施，而且把五服等次作为确定法律责任和规定法律特权的依据。元朝建立以后，五服制度在司法实践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3]《大元通制》颁布时，其中的“条格”部分有《服制》这一篇目，[4]并对五服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五服图解》一书，实际上即是龚端礼参考古代服制，并结合元朝行用服制的具体司法实践而作。该书的“五服标目总计一百九十二章”，其中“《通制》相同一百六十二章，《通制》不载三十章”。除此之外，该书还收录了一些与服制有关的断例，其中，有两件断例正是失传已久的《大元通制》中的断例，至为珍贵，兹引录如下：《通制》不奔丧例：元贞元年七月，中书省：河南行省咨：黄州路录事司判官靳

5、克忠，闻知父亡，不即奔赴，又行饰词，不肯离职。刑部议得：职官奔丧，已有定例。靳克忠推故不奔父丧，量拟六十七下，降二等，杂职内叙用。都省准拟。《通制》不丁忧例：延佑二年正月，中书省：御史台呈：三原县尹张敏继母党氏身故，不行丁忧，依旧在任，有伤风教。都省议得：张敏所犯，难任牧民，候终制，降一等于杂职内叙用，标注过名。今后不丁嫡、继母忧者，拟决五十七下，降一等；所生母，六十七下，降二等，俱于杂职内叙用。这两条断例佚文，从黄时鉴先生对《大元通制》篇目分类的考证来看，应当属于《大元通制》的《职制》篇。由于现在《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已佚，保存完整的只是凤毛麟角，故这两件断例显得弥足珍贵。

6、按照黄时鉴先生的理解，元朝的断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部分，一种是断案事例，即具体案件的判决例；一种是断案通例，即整齐划一之单行法规。从上面所引两件断例，我们可以看出，《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实际上是包括第一种情况的。此外，苏天爵在建言废除成宗元贞元年（1295）的孟福事例时，也曾提到：“照得：孟福事例，《通制》既已不载，有司似难奉行”[5]，言下之义，似乎也暗示了《大元通制》的断例中存在着断案事例。当然，第二种情况在《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中也不乏存在，黄时鉴先生曾以至顺刻本《事林广记》所录《大元通制（节文）》为例，证明大德七年（1303年）所颁布的单行法规赃罪十二章曾载入

7、《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6]此外，据《大元通制（节文）》，大德六年颁布，以后又屡经修改的《强切盗贼通例》也应该为《大元通制》断例的组成部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大元通制》的断例部分并不完全是整齐划一之法，当然也不会是成律，它只是参考《唐律》的分类方法，将判决例与单行法规分门别类到《唐律》所划分的篇目之下。虽然其立法精神、分类方法，较多地受到了《唐律》的影响，但二者在法律形式上依然差别很大。针对这种情况，元人吴澄对《大元通制》曾有过以下精辟的分析：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