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化”及其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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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民化”及其反动论文关键词：移民化反移民化结构—制度分析　　论文内容提要：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与本土化两个视角都比较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也带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而从“移民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

2、的社会变迁路径可以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种“群体性共存”的“移民化”新模式开始形成。　　　　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２００３；文军等，２００４；林拓，２００４）；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２００２、２００３；黄凯政，２００４；林家煌，２００４）。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

3、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的空心化，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关怀。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将利用更具有社会学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来对上述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移民化”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研究视角都比较强调当地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其中关于市民化的讨论比较倾向于从城市市民现有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出发，讨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并由此出

4、发来讨论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则比较倾向于关注台商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台商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状况。本文，在关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和大陆台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移民进入都市时间的增长，随着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充分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将从对此现象的考察出发，从“结构－制度分析”着手深入讨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外来人口“移民化”过

5、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化”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民工与台商的“反移民化”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当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当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对于后期进入上海的移民来讲，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

6、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　　从同化与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指“移民化”的结果，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化”过程，新移民变得不是越来越像当地人，或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疏

7、远。二是指“移民化”的过程，即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同化与融合的趋势，而是一种分化与隔离的倾向。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来讲，可能更多的可以从收入差距上出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与子女入学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虽然对于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的改变，还没有很好的指标来测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

8、肯定的，对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离与处于高收入水平群体的接触对观念的影响，有时候产生的可能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一种仇视。对于大陆台商来讲，问题的表现可能正好相反，虽然近几年，台商与上海当地人之间在收入差距上日渐缩小，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却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入住上海，台商适应上海、融入上海的动力开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对于早期移民来讲，当他们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