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问题：反动的中国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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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问题：反动的中国政策论文扫马路的“本市人”是“清洁工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外地人”则是“民工”，是被歧视的对象。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不知是否办了“暂住证”。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十几年前.freelily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

2、耳朵里“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E：乱世农民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

3、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

4、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

5、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耳语社会的凝聚力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

6、了。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

7、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