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法律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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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法律化分析论文关键词：道德法律化；礼；人情即法；无讼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一、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与特征分析探究道德法律化的特征，必须先探究“德”或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内涵。《康熙字典》引《正韵》言：“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蛇之称

2、也。”《说文解字》释“德”为“登”。段玉裁注“俗谓用力徙前曰德”。总结古人对“德”或道德的解释，概括地说，“德”便是努力向善。道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阶层亦有不同的标准。由于道德内容十分丰富，所以道德法律化的内涵也十分复杂。道德法律化中的“德”，一是相对法律而言，德是目的。这一点在西周表现得尤为突出，周初统治者认为夏、商“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鉴于夏、商的教训，统治者认为为政必须以敬德保天命为目的。于是，用刑用法必须要合乎“敬德”的原则，这就是《尚书》中《康浩》与《多方》中屡

3、次提到的“明德慎罚”。孔子及后世儒家亦将道德作为追求的目的。与战国法家欲建立皆有法式的“法治”王国相比，孔子及后世儒家要建立的是道德的王国。在道德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善美的人情来维系，整个社会充满了和谐；“父子有亲，着臣有义，夫妇有另叮，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人人以仁待人是道德王国的特征。二是相对法律而言，道德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手段。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作为治国手段，“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标本兼治，可以使人知耻而不

4、为非。由于“德”同时具备目的与手段两重性，所以以道德为原则的道德法律化势在必行。道德法律化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了以下显著特征：首先，“人情即法，情重于法”。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礼重家族、重亲情。父子、兄弟、亲朋、故旧、门生、故史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将人们置于“情网”之中，这个情网不仅泯灭了个人性格的发展，而且足以形成抗衡国法的力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

5、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不只是看法律自身的完善与否，同时更要看执法

6、之人自身的道德品行。许多孝子、清官、循吏断案不仅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而且还能起到教育一方民众的作用，原因在于其自律与自身的表率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君主、官吏的道德修养与素质远远重于设法立制，百姓对圣君、清官的信赖也远远超过对法律的信任。再次，“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刑法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不在实现“法治”，而在实现“德治”，这也正是道德法律化的动力。由于小农经济及宗法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古人的理想国中总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暴力为后循的法与刑只是有备无患的虚设之器。不仅孔子主

7、张“胜残去杀”（《子路》），“必也使无讼乎”（《颜渊》），就是道家、法家也无不将“去刑”作为追求的理想。消除人为法，是道家“大道既成”的标志之一，法家亦表明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刑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禁令》）“无讼”思想使讼事的多少成为社会治与乱、政治清明与昏暗的标志。量，道德源于人情，道德法律化实质上是以道德为法律之灵魂。自汉代后，立法、司法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判君主、官吏及法律的标尺。“人情即法”表现在法律中有诸多由体现人情的条义，如不孝、恶逆、存留养亲、亲亲相隐等；“情重于法”则表现于

8、司法实践中对烈女、孝子、侠客等的开释赦免上。“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公平》）。唐代魏征如此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其次，“有其法尤贵有其人”（《刑制总论•唐》）。在中国古代社会，法的建设位居次位，“人”位居首位。《荀子•君道》中言：“君子者，法之原也。”在中国古代认为有君子则有良法。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