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人集团和类书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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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梁文人集团与类书编撰丁国祥（东北财经大学　津桥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摘　要：吕不韦门下的著书集团，与梁孝王手下的赋家集团，可以说开创了文人集团的两大传统——前者偏重学术编著，后者偏重文学创作。本文试图证明：齐梁时代，各文人集团中文学活动所占比重虽越来越大，但他们根本上仍在延续吕不韦这一派著书集团的传统，而且由于时代的特点他们所编多为类书。因此，对于眼下学界普遍存在的将齐梁文人集团视为文学集团的看法，或许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关键词：齐梁；文人集团；类书编撰一南朝齐梁二代，由于统治层颇多喜好文义的君王，他们延引文士不遗余力，遂使文人集团在

2、此时繁盛一时，影响巨大，成为南朝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目前对齐梁文人集团的研究，过于侧重对文学创作这一层面的关注。应当看到，齐梁文人集团的一大特色在于其活动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诗赋创作而外，萧子良、萧衍父子所组织的佛教活动、有梁一代萧氏父子热衷的讲经活动、萧子良为培植势力而以西邸文人为骨干展开的政治活动，等等，均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们相比这些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而言毫不逊色。但是，各种活动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有一种日常的、基本的、核心的活动充当着形成这些文人集团的基础。这个基本的活动很多人认为是诗赋创作，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齐梁文学集团这一

3、称呼便可看出这种倾向。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从萧子良到萧衍、萧统、萧纲，这几大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在当时均被称为学士。史料中记载甚详。《南齐书·萧子良传》云：“（永明）五年……（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又《南史·王僧孺传》云：“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之后萧衍开西省置学士，《南史·儒林·孔子祛传》载：“(祛)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萧统集团的核心成员以王锡为首等人也称学士，《梁书·王锡传》云：“武帝敕（王）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

4、刘孝绰、到洽、张缅爲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又《梁书·昭明太子传》云：“（太子）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萧纲先后为藩王及太子时期其集团成员亦称学士。《南史·庾易传》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萧纲）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又云：“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齐梁二代主要文人集团的核心成员均被称为学士。既然称学士，那么以今

5、天的语言来说，这些骨干成员在集团内部的第一身份乃是学者，而不是作家。用词的选择暗示了学术活动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并且，从这些史料还可以看出，帝王们搜罗众多学士的目的，乃是组织他们进行抄撰众籍的实际工作，而不是简单的供养一群文人让他们吟诗作赋。抄撰众籍、编撰类书是学士们的日常工作，而宴饮赋诗、唱和酬答则是他们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南史·王僧孺传》所谓萧子良“夜集学士，刻烛为诗”以及《梁书·昭明太子传》所谓“闲则继以文章著述”都可以从侧面证明学士们的文学活动是在业余时间进行。因此可以说，文人们的抄撰众籍与诗赋创作，正好比主业和副业的关系。如果将诗赋创作

6、看成齐梁文人集团的主要活动，恐怕是喧宾夺主。同样，过多用齐梁文学集团来代替传统的文人集团的称呼，也可能会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产生误会。当然，就像今天也有很多文人兼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样，当时的文人也可以是学者兼为作家。对这些学士，在强调其文学创作的具体语境中也可以使用文士一词来称呼。如《南齐书·乐志》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同时史料中还有“文学士”、“文章士”等其他称呼。此处需要申明一点：南朝时使用的“文学”一词与今天的文学不能混为一谈。《梁书·徐摛传》即言：“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

7、与晋安游处。’”可见南朝时的文学是两个词。如果只是看到南朝时就已流行文学一词便根据字面使用现代汉语中的文学集团这一称呼，显然与当时的意思并不相符。总之，虽然这些骨干成员主要身份是学士但在一些具体语境中也可称文士。不论哪种称呼，都是由于侧重点的不同。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但却有一个主次关系的区别。齐梁文人集团的骨干成员是以抄撰众籍作为日常的基本的核心的工作，因此他们在集团中的身份首先是学士，由他们组成的文人集团的主要活动，首先是抄撰众籍。这应该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二虽然史书中只说齐梁文人集团的抄撰众籍而未明言其编撰类书，但这是因为当时类书之名还未出现。今

8、天所公认的类书《隋书·经籍志》均收入子部杂家类，而直到《唐书·经籍志》类书才独自成为一类，在此之前的南朝人自然不可能先知先觉。因此，齐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