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腐败的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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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时期腐败的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摘要：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非权力赋予的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本文从腐败分子滥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及程度，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等新特征。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客观权衡腐败“零容忍”、全面反腐、权力反腐的利弊，综合使用经济处罚、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手段，保持监督制度与权力格局的动态平衡、加强对监督人权益的保护，构建网络监督反腐新平台等反腐策略措施。

2、关键词：腐败特征反腐败策略。亚里士多德很早就讨论过依仗权势吞噬公物等腐败行为。洛克也指出：“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以法律为准则，不是维护人民的财产和利益，而只是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不论其行为理由正当与否，都是腐败行为”。［1］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2］几乎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都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彰显行政公正、强化国家法治、维护社会稳定、弘扬高尚道德的利剑。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腐败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腐败作为反腐倡廉理论的一个专有名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

3、非权力赋予的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都属于腐败行为。本文基于这一基本定义，探讨在转型时期腐败的表现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问题。、转型时期腐败行为的新特征。与传统反腐相比，转型时期我国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的巨大挑战，腐败形式多样化，腐败现象有蔓延之势。从腐败分子滥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及程度来看，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等新特征。1•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当前我国的“腐败是权力的一种衍生物”，“从

4、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3］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中，各级政府部门“一把手”往往拥有绝对权力。权力一当失控，腐败就像一匹脱缰野马。近年来多起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据统计，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党政一把手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4］从大案在“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所占比例看，1999年“一把手”职务犯罪案件中大案比例是51.8%,而到XX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5.1%。［5］仅XX年至XX年五年间，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腐败犯罪而落马。［6］继陈

5、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程维高、刘方仁等案件后，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案件更是引发了对“腐败窝案”的巨大社会震惊。与李大伦同时被判决的还有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政坤，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副市长雷渊利等，涉案人员逾百人。有学者列举湖南常德市原纪委书记彭晋镛、安徽省肥东县纪委书记姜振华、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原纪委书记王瑞等纪委书记腐败案件后指出：“在现行的反腐败体系中，纪委书记处于关键和核心地位，但目前对纪委书记监督存在缺失，已经成了党务监督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软肋”。［7

6、］贵州省检察院原反贪局局长刘国庆、江苏省检察院原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等令人发指的犯罪事实，也引起人们对司法部门腐败的强烈社会反响。2•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过去早期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的权力部门，现在向获得较多公共资源的公共事业单位逐渐蔓延，不仅从事人命关天事业的医疗卫生单位频频在媒体曝光，就连一直被视为象牙塔的高等学校也未能“免俗”。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被判死刑，抗非典功臣单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系列贿赂案涉案金额2200多万元，武汉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原

7、主任詹喜焱在购买医疗试剂、设备过程中受贿171万余元等“白衣天使腐败大案”之后，近年来又纷纷曝出“灵魂工程师腐败大案”。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收受贿赂80余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涉案公款100多万元，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同时被捕。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服刑10年，陕西省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大学官员。一项统计资料显示，落马的大学官员八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仪器设备和图书采购、后勤服务等

8、环节出了问题。［8］综观上述贪腐大案，无不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医疗卫生、高等教育都是汇集有大量公共资源的所谓“事业单位”，而对这些“非公共权力”部门的事业单位，法律监督、公民监督和行政监督都有薄弱环节。3•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当前腐败分子主要采取权力的“期权化”、权力的“假借”和“转让”，赃款“漂白”和资本增值等隐蔽手段，大批量、多层次的土地批租利用权力大量违规放贷，违规减免税收，股市“圈钱”，走私放私，利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转包“分肥”，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送子女、配偶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