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而一个民族必然要有追求智慧的品格，但由于每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差别，因而就决定了我们追求智慧的内容、取向、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我们对智慧的追求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不仅引导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中国哲学，也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精神特质。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集中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并表现为千千万万人民的人格理想、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中国哲学最精粹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理论形态的集中;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哲学指导思想的精粹。

2、中华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特质。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对智慧追求与探索的最精粹的指导思想，是怎样具体体现出来的?只有进行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看清中国哲学发展的另一番景象。一、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的具体分析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巨大，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得以生生不息，使得我们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对哲学的影响也不例外，最明显的有以下几点。(一)崇尚“大一统”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正统意识。几千年以来，因为民族统一的原因，历届统治者，哪怕是少数民族，只要入主中原，都要启用有“大一统”精神的儒家，儒家

3、被奉为治国宝典。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需要一个主流的意识来维护他的统治，我们知道，他选的是“法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单纯依照法家思想来治国是失败的，后来历任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汉初奉行的是道家“无为”思想，后遇地方割据问题，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既可以调节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又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再往后，北魏是少数民族的国家，但是他知道，要想变得更先进，必须学习儒家思想，北魏孝文帝是一位很爱学习的皇帝，他学识渊博，熟知儒释道三家，对儒家尤其精通，因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他治国的基本理念。元代更是如此，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

4、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那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统治者虽然没有封谁为正统，但却延续了汉人的习惯，清代的经学也很发达。所以在事实上，由于大一统的原因，古代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家为主流。到了近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成为我们匡世济民的一剂良方，经过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当今居于哲学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包容和谐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多样姿态。首先是对本土产生的哲学派别的包容，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哲学领域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

5、它们在同一个时空绚烂多姿;其次是对外来哲学的吸收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把它本土化，到了宋代，与儒道汇合，形成道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又把它本土化，形成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其实，早在数千年以前，西方文明轴心也充满了多个古老文明，他们之间也冲突、影响不断，但是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贡献的文明很快就消亡了，或者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更高水平的文明，哲学也是这样发展的。但对于我们而言，中华文明由于其包容精神，哪怕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是“不抛弃、不放弃”，既没有抛弃自身的哲学传统，也不放弃对外国哲学的学习，我们相信“一花独放

6、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就这样，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保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三)求真务实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中国的哲学家一向“求真”，但“求真”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而面对现实并批判、指引现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务实”成了我们众多哲学家的精神写照，从孔子周游列国就可以看出，他希望理想能化成现实、指导现实，所以才到各国进行游说，让统治者采纳他的观点。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几次超越的机会，但最终都回归了实践理性。早在先秦时期，名家在关于他们代表性的命题“合同异”、“白马非马”、“离坚白”等命题，反映了他们的思考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超越

7、，但是，由于这种思维对现实的政治、经济等生活并没有太大的直接意义，后来名家就消亡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兴起，什么是玄学?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玄”，幽深玄远，玄学就是探讨幽深玄远的学说，各位哲学家们的玄思妙想，思辨色彩浓厚，其中王弼以“无”为本，阮籍和嵇康向往抛开人世污浊而突出人的主体意识，但到了隋唐时代，哲学又回归实践，王通研究的是政治哲学，虽佛学兴起，但都依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更改。宋代哲学以其理性、思辨精神而著称，明代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后来王夫之更是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