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的“他者”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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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的“他者”阐释人们近年来围绕着中国哲学的自我观建构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尚未完全阐明这一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大多将研究局限于文本的阐释,而研究的视角亟需敞开。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的他者理论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自我观建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拟通过考察当代西方哲学他者理论的理论运思过程，以“他者”为视角来重新探讨中国哲学自我观的建构问题。一、西方哲学自我观建构的内在困境及“他者”的出场在某种意义上，由笛卡尔的“我思”所开创的近代主体性哲学可以称作为“自我”哲学，

2、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自我摆在了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上。黑格尔指出,笛卡尔通过怀疑方法为哲学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个“绝对确定的‘我’”，从而使“哲学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地”。按海德格尔的解释，笛卡尔的任务在于将人理解为自我确定的自律，以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即是说“作为‘我思’，我乃是此后一切确定性和真理据以立足的根据”。由此，自我成了一个为近代哲学奠基的基础性概念，一切东西只有在无可置疑的自我明证性中才能获得它的确定性。在笛卡尔划时代地实现了近代哲学的内在转向之后，自我便完成了对近代主体哲学的奠基。事实上，由笛卡尔所开

3、创的近代自我哲学不可避免地就是一种“唯我论”哲学。在笛卡尔实施了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哲学正式进人了主观的意识领域。从此，“我思”成为惟一确定的自明性基点，任何知识都必须在人的意识的内在自明性中才能获得它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换句话说,这种哲学要求以“我思”为基础来引申出其他的一切东西。因此，作为哲学之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被“我思”哲学作了意识的内在化处理:它不再关注人的意识如何去把握外在的客观存在，而是直接将存在本身消融在自我的意识之中。这种唯我论的自我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主体的普遍化、思辨化,并进而导致了

4、近代哲学的“主体暴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的自我规定为主体，把自然规定为客体;二是它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关系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上，造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把人解释为一般主体(Subjectum)，从而为后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类学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条件”。当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分模式被夸大到极致,进而被适用到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之上时，在理论上他者就成了自我的构造物或“复本”，在实践上则表现为自我对他者的规训、整合与征服。正如马克斯?霍克海

5、默所指出的：“在解放的历史程中,人也遭受了与人的世界相同的命运；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也就是说，自我哲学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它执着于对客体和他者的征服，从而内在地蕴含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些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态危机、文化冲突、宗教矛盾直至战争屠杀等等，其结果恰恰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国学者乌黛?古佐尼愤然声明：“我们不再希望成为主体。”针对近代“自我主体”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尼采究其原因时指出‘主体’，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来解释的，因此，自我成了实体，成

6、了一切行为的原因，成了行为者。”也就是说，近代哲学自我观的悖论在于:它一味地强调自我的主动性、先在性和自足性，从而将自我封闭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使之抽象化。既然从“自我”出发无助于自我观建构问题的解决，那么引入“他者”的维度，即在伦理的、社会关系的视域内考察自我问题,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能尝试。从近代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来看,在对奠基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主体性原则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他者”就已经进入了近代哲学家们的视野。当代哲学更是如此，为了克服现象学的唯我论倾向,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人从不同角

7、度提出了“他者”问题,试图在他者的根基之上重构自我观。具体地说，当代西方哲学从“他者”出发构建自我观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超越传统西方哲学自我观建构的内在性原则，以他者为基点重新构建一种现实的自我观。西方哲学自我观建构的内在性原则奠基于笛卡尔的“我思”哲学，其核心之处在于,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内在对象的领域，“我思”借此脱离了外在的感性世界而达到了内在的确定性。黑格尔总结说凡属真实的东西，都一定要在意识中得到内在的明证，或者明白确凿地为理性所认识，绝对不可能怀疑。”内在性原则自近代以来在哲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8、,在20世纪初期胡塞尔还依然坚持说内在本身是无可怀疑的，内在如何能够被认识，是可理解的，恰如超越如何能够被认识，是不可理解的一样。”这种对内在性的执着寻求，预先假设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和与之相关的主客统一,主体就是在这种虚假的内在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而造成了自我观建构的内在困境。但从“他者”出发则可以避免这种困境。海德格尔用“此在”取代近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