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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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知行关系问题，即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论争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历代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生存的环境相异，实践的范围和程度不一样，关注的重点和认知路向有别，因此对知与行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知行先后说、知行髙低说、知行难易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知行统一观”，则是对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知先于行与行先于知知行先后说是从时间上争论知与行谁先谁后的问题。唯心主义思想家一般都主张知先行后，知离开行而先验存在。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提出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所讲的“良知”、

2、“良能”，既不是人们从外界学习得来，亦非因外界的影响而引起思考的结果，而是“天之所与我者”。人们求得知识、才能，不需到实际中去探索、学习、实践，只要把放弃掉或散失掉的天赋本性找回来。故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盂子•告子上》）。“圣人”就是用这种先天赋予的“良知”、“良能”去启迪后知后觉的人，指导人们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哲学家程颐较明确地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学说。他说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不致知，怎生行得？”(《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又讲：“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同上》卷三）。他举例说，人不吃有毒的东西，是深知它有毒，

3、人不向水火中走，是因为深知水火能致人于死地。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知先行后”说，更加明确地指出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答吴晦叔》《文集》卷四十二）又说：“为学先要知得分晓。”如果“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卷九）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完全颠倒了知行的关系，否定了知从行中来，把知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唯心主义的知行观。同唯心主义者相反，唯物主义者一般都主张行先知后。与孔学同称“显学”的墨学创始人墨翟曾明确地提出一切知识都于“耳目之实”的闻见。“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

4、（《墨经•明鬼下》)当然，墨子把闻见与否作为判断客观事物“有”“无”的根据，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没有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直接经验，也就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看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原则的。他还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了“名”和“实”的关系，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是由“实”决定的。“名”是否正确应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他说瞽者不知白黑，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瞎子不知道白黑，并不是他不知道黑白的概念，而是他在实践（取）之中不能分别黑白的东西。可见，墨子认识到“知”由“行”来，并初步接触到以“行”验“知”的思

5、想。后期墨家在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纠正了墨翟在认识论中的某些缺陷，发展了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成份。认为“知（认识）也者，以其知（感官)过(遇）物。而能貌之，若见”(《墨经•经说上》）。因此，人的认识是“摹略万物之然”(近似地反映外物本来的样子）（《墨经•小取》）。唯物主义者荀子和韩非在知行观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见解，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作了有力的批判，强调“知”于“行”。荀子曾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池，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韩非指斥唯心主义先验论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先知），前识者，无缘而妄忌度也”（《韩非子•解老

6、》）。这就是说，人在没有接触事物之前就发议论，在事理发现之前就有认识，叫做“前识”，实质上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他把这种先验主义的前识论者斥之为“愚之首”。韩非认为，判断认识的是非真伪，只有通过“参验”，也就是说要在“行”中验‘‘知”。他举例说，如要判断剑之锋钝，马之良劣，人之智愚等，必须根据剑之断物，马之驾车，人之事功等事实来“参验”，才能判断真伪。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在反对“圣人生知”的斗争中，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首先要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认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篇

7、》），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违反先行后知的认识规律。王充在否认“圣人”“生知”说的同时，又指出认识的标准是实际效验。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凡论事者、违实而不行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实知篇》)王充提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强调实际功效，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认识在实践中取得，又必须运用于实际之中，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批判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把古代唯物主义知行观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指斥程朱等客观唯心主义者“先知以废行”，陆王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销行以归知”都是不对的。从而提倡行先知后，知

8、行统一。他根据《尚书》“知之匪（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指出“艰者必先也，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