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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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诠释史。在诠释中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又在诠释中寻求问题的解答。其基本方法是不断回到原始的经典文本，重新确立解释系统。其结果是重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世界。作为开放系统，对原始文本的诠释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是，既然如此，在诠释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现象?在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又如何诠释中国哲学?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以仁为中心，讨论中国哲学诠释中的某些基本特点和方法。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儒家诠释学中最有意义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孔子到宋明儒家以至当代新儒家，仁的内容、意义和范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是一

2、种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谈到仁，立刻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仁是人的内在心理情感与德性，还是外在的伦理规范?仁从何而来?仁的应用只限于人间性，还是包括人以外的其他生命?这些问题涉及到所谓内在与外在、先验与经验、个人与社会、自然、心理与伦理等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诠释学中的基本问题。作为儒家哲学的开创者，孔子将仁视为人的最高德性，又提出仁者“爱人”©的重要说。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明确展示出一种固定的解释向度，即没有明确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孔子的仁学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仁的意义是通过后人的诠释而展示出来的。孔子之后，最先诠释孔子而发展儒家学说的，是孟子与荀子。但两人

3、的解释向度是不同的。荀子的诠释意味着一次“意义转向”(即“礼义”)而孟子的诠释延伸了仁的内涵及其外延。按照孟子的诠释，仁是由心理情感所决定的内在德性，但与天又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是“我固有之”，另一方面是“天之所与我者”。因此，“尽心”可以“知性”，“知性”可以“知天”。仁性之行于外，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即孔子所说的“爱人”，但“仁民”与“爱物”究竟有何关系?孔子并未明确提出“爱物”之说，但在孟子看来，“仁民”与“爱物”之间既有差别(差异性原则)，又有统一性，二者无疑包含在仁之中而成为仁的内容。仁不仅被解释成内在德性，其应用范围也由人间之爱扩展到对自然

4、界的动植物的爱。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到了宋代，出现了所谓“新儒家”。“新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仁的学说。张载首先提出“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②的命题，主张“以仁体物”。他将仁与“天德”、“天道”相沟通，提出天以生为德，而人以仁为性，“仁通极其性”③而“性者万物之一源”©等一系列命题。说明仁是通天人的。程颢则提出，仁是人性之“全体”，于天地“生生之理”或“生生之道”。“天地只是以生为道”，而人以仁为性。但天性“生生之道”之赋予人与物者，都只是“一般”，只是人能“推”而物不能“推”。因此他主张“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⑤、“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5、“仁者”是具有普遍仁性之人，能够实现仁德之人。仁者能够将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万物。这里所说的“万物”，是指一切生命之物，但是从有机整体论的观点看(“万物一体说”就是有机整体论学说)一切存在物亦在其中。后来，朱熹对仁作出“爱之理，心之德”©的解释，在继承张、程诸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学说，最终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天人合一论”。他在《仁说》中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撮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这也是以仁为心之“全德”，并以生命目的性学说解释仁与自

6、然界生命创造的关系，将孔子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明代的王阳明则将仁说成是人人自有的良知，而良知不是别的，就是“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之心。良知之仁作为主体的自觉意识(非西方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既是身之“主宰”，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但这所谓“主宰”，决不是身心二元论的，而是身心合一论的;不是对万物的宰制，而是对万物的爱护，即“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进而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解释成人对人、人对动植物以至对瓦石一类存在物的更广泛的生命关怀与爱护_®。这是仁的进一步的普遍化，也是仁的进一步的内在化、主体化，是真正的“内外合一”之学。与此同时，宋

7、明儒家通过对仁的诠释，已经提出万物平等的观念，比起孟子的“人禽之辨”又前进了一步。孟子一方面以仁性区别人与动物，另一方面又主张“爱物”。宋明儒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之下，将一切生命视为人类的朋友和伴侣。张载提出的“平物我、合内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_®，程颢提出的“己亦是万物中的之一物”、“都在万物中一例看”等重要命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既肯定了人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即作为德性主体，人就是“天地之心”(程颢语)，能“为天地立心”(张载语)同时又在生命的意义上将人与万物平等对待，而不是以优越者自居;以关怀一切生命及存在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