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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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现代中国哲学的诞生首先是一个文化政治（cutralpolitics)事件。只要我们紧扣中国近代史的文化脉络去考察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范式的形成，这一点就非常清楚。而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反思。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引起讨论与争论较多的一些问题说起。比如关于“儒家是宗教还是哲学”的争论。“宗教”也好，“哲学”也好，都是来自西方精神世界的概念，所以在领会何谓“宗教”、何谓“哲学”的问题上，仍然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当然的标准。“哲学”不消说，从古希腊以来就有自身较为明确的方法、结构、界限与历史。尽管下定义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2、，但是我们对于哲学的概念尚比较清楚。而说到“宗教”，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基督教显然为我们理解何谓宗教提供了一个典范，然而只是一个典范而已。有些基督教学者竟轻率地得出了佛教不是宗教的结论，理由是佛教里面不谈神。若说儒家可能不是一种宗教尚有某些意味在焉，但若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里的“宗教”概念是否太过狭窄、太缺乏包容性了。如果坚持一种较为狭义的“宗教”概念，很显然，无论从精神旨趣还是从制度化层面看，儒家都与一般我们所能指出的宗教不太一样。然而，同样的理解困境也表现在另一方面:如果说像现代以来主流的儒家学者所坚持的那样，认为儒家思想仅仅是或根本上是对人生、宇宙

3、等问题的一种哲学思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也同样有不得要领之嫌。因为很显然，哲学所要建构的概念化体系并不是儒家思想的目标和志趣，就其着意于生命的安顿、着意于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这一主要意趣而言，儒家思想更接近于宗教。把儒家理解为哲学的一个显著危险表现在此种理解授意下的经典解释问题上。把儒家思想哲学化的努力预先假定儒家是某种概念体系的存在，所以力求探明其中的结构与脉络。这一假定对于经典解释的伤害是巨大的。用蔡元培、冯友兰等人的话说，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专业目标就是将中国传统思想“系统化”系统化的努力自然有其价值，然而，系统化的努力往往也会不可避免地损伤经典自身的

4、历史、痕迹与活力，而且，僵化与教条也是系统化常见的流弊。任何系统化的努力都应着眼于经典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企图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且一劳永逸的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追求一套定论式的概念体系的企图是对经典的极度蔑视;一种可堪称儒家思想之终极真理的概念体系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一种概念拜物教的诞生，实际上就意味着经典的死亡。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陷入某些无谓的争论，不去停留于“宗教”与“哲学”的抽象定义那么，我们就会明确一其实我们也应当乐于承认，中国传统思想也许永远也无法在西方原有思想的概念框架中找到合适的定位。我们不能回避近现代以来我们所遭受的心灵创伤，然而也不必受这种

5、创伤太多的牵制。正因为抱有某种“你有的好东西我也有，而且比你的更好”的苦恼心态，所以我们才要极力使儒家成为“哲学”或某种更有价值的异域之物。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阐明，现代中国哲学方案的诞生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来的苦恼意识（unhappycsciosness；有密切关系。其实在上述讨论与争论中出现的许多论调也大都是苦恼意识的症候。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是在论述自我意识时提及苦恼意识的，也就是说，苦恼意识被认为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在与他者的精神张力中进行的，且是通过反思。他者的承认实际上是自我意识产生的一个必要环节，尤其是对于在主奴关系的

6、紧张中处于奴隶一方的弱者而言，他者在精神上的强大构成了一种对自我的否定，而自我显然不甘心于这种被否定的状态。这就是黑格尔将苦恼意识放置在怀疑论之后的缘由。因为怀疑论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而苦恼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是在自我否定之后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自我对自身的意识与肯定是双重的、矛盾的、内在分裂的，也就是说，对自我同时有两种不同的、尚未能够统一的意识，所以也是不快的、苦恼的，或者可以说是处于某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之所以如此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强大的他者居于主人的地位，能否得到强者或主人的承认将是弱者或奴隶的自我意识达到统一的关键。所以苦恼意识在某种意义

7、上也就是自我被他者的眼光看瘪了的意识，由于自我承认他者在精神上的主宰地位，所以这种意识虽产生于自我，而实来自于他者。在此黑格尔的一个核心看法是，自我意识的形成，或者说自我认同意识的形成，离不开他者的承认。即使是主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奴隶的承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承认的斗争”学说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观念，某种意义上揭示出西方精神的限度与危机。由于“eb”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也许和西方的语言有关）所以“otog”就成为西方哲学的限度。在这一架构中，差异只能被理解为否定。或者说，西方哲学要把握差异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