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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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文化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风俗等等。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莫不受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影响。文化有时代性(历史性)，也有民族性。第一民族都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1)。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应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熏陶之下形成的。所谓“共同心理”的基本内容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二、中国哲学主要学派的分合与消长先秦时代，主要有六家：儒、墨、道、法、名

2、、阴阳。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三家。名家资料散佚，法家主要是政治思想，阴阳家也仅有片断资料。儒墨并称显学。道家是隐士思想，虽非显学，而影响广远。儒家尚仁贵中。“仁”的本主是承认别人也是人，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开端。仁又是差等之爱，承认等级差别。“中”反对“过”与“不及”，承认事物的发展有一个适度的问题。“中”要求维持现有制度，具有保守倾向。但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定范围内，确定“中”还是必要的。墨家提出“兼爱”、“尚贤”等十大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非命”、“非乐”。墨家的特点是尚“力”贵“用”。尚力，故非命

3、。贵用，故非乐。在阶级社会，人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非命之说很难被人接受。非乐，完全否定艺术的价值，既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亦不能满足劳动者的愿望。虽然如此，墨家“尚力贵用”的思想，仍有一定的价值。道家提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一词，混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但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用的)。对于本体论有重大贡献。但是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虽然有批判专制制度的意义，而无助于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道家反对知识文化，宣称、文灭质、博溺心”，但事实上却比较注意探索自然规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诸

4、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从两汉到明清，儒学虽有盛衰，但始终居于统治地位，而道家思想亦流传不绝。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形势是儒道交融、墨学中绝。墨家“尚力贵用”的精旨湮没不彰。汉末佛教输入，后来流传渐广，到隋唐时代，形成儒佛争胜、三教鼎立的形势，亦出现三教合流的趋向。中国的佛教徒接受中国固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中国佛学。儒家学者也汲取了道家、佛教的若干观点。到宋代，理学继承、宣传孔孟的基本思想，采纳了道有、佛教的若干思想资料，开辟了儒家的新阶段。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又突破了理学的局限，达到中国古典哲学

5、的高峰。到近代，西学输入，进步思想家开始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观点。顽固派则盲目守旧、拒绝新知。这样，出现了新旧对立、中西争胜的形势。大势所趋，新学终于战胜旧学。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日益深入人心。30年代也有部分学者企图建立融合中西的体系。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领导地位。现在的任务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之下，进一步推动哲学的发展。三、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中国哲学有一些基本观点，表现了一些基本倾向。1.天人合一与天人交胜孟子讲尽心、

6、知性、知天(2)，这是天人合一观点的开端，但孟了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孟子认为性的内容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以尽心就能知性。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而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3)。心性是天所赋予，所以知性也就知天。孟子此说，简而未明。《易传》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4)又提出“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5)及“范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6

7、)的原则，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7)，以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8)但是荀子也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9)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讲“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0)这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王充全面批判了“天人感应”思想，断言：“天本而人末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11)。天与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唐代刘禹锡进

8、一步批判天人感应，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以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强者胜弱，“力雄相长”，是“天之能”；建立规范，“左贤尚功”，是“人之能”(12)。刘禹锡比较明确地肯定了自然规律与人类道德的区别。到宋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但也承认天之道与人之道有分别。张载强调“天人合一”，旨在批判佛教。他认为佛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是根本错误的：“以人生为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