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伦理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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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商业伦理的形成与发展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以宗教文化对经济行为产生作用为进路，探讨新教伦理对商人精神以及活动的可能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文化决定论者，也未必适合与当今儒家以“德性伦理”来阐述商业伦理的做法相比较。因为不可忽视，西方经济伦理若难以离开休谟和亚当·斯密奠定的人性论基础，则恰恰兴起在与“德性”的对立中。而休谟、斯密等人开启的道德哲学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即16-18世纪的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的构建，也只有在与此市民社会的密切交往中相互促进。当“政治”以及“经济”脱离于某种特定德性样式的一维统摄、敞开

2、于本源情境而圆融一体，儒家为政治经济伦理的损益开新提供保障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就根植于从本源的问题视域中建立的主体性，从这个主体性开始，才能重构适合现代商业社会的政法、经济和伦理规范。这种主体性的话语也因其与本源视域的关联，而成为儒家现代化的一种诗性的展现。儒家诗性伦理伦理学以“善”为讨论的目的，而儒学是以仁为本、用修辞建构主体性的学说，儒家伦理学之成立就在于修辞是否以“善”为目标。仁的本源情感包容着在场的生者抑或不在场的祖先、鬼神，乃至草木及无生之物；立己、立人就是把仁爱推及所有存在者，使其各自得宜。那么，仁义就在于去施行普遍的爱，不过对相对主体来说，这个目标是

3、可望不可及的。只有当“欲”将形下的“我”拉出有限世界、回到本源仁爱时，善才显现在此绝对主体绽出的时间性——“仁至”中。在这种时间感中观照出“万物皆备于我”的时空向度，把仁爱推行给全部存在者，这是“善”的普遍性所在。儒家的早期诗歌以《诗》《易》为主，其都在用诗的文辞表达普遍的价值欲求，即孔子的“思无邪”。诗思同样是绝对主体的绽出，形诸言辞中自然的音响节奏就成了诗。言辞所呈现的具体情境，使普遍的善汇聚为一诗之旨。那么，当诗情儒学落实为伦理价值的讨论，就有了诗性伦理，即用诗学来阐发的伦理学。诗性伦理可概括为《论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主体性的起兴，礼是人

4、文精神的化成，乐是向本源诗情的回归。诗在哀乐之间往复绽出于其叙述的情境，打开新的主体时空，礼乐就在诗的吟咏中源源不绝地被给出，让主体性成为可能。“成己”意味着对自己的节制，在“左之”“右之”的诗性叙述中行而宜之，唯时而当的绽出主体的心性与德性，这种修辞被称为“维德之基”。孔子在“三省吾身”中涵养着诗性的德性，《孔子诗论》所述的闻《关雎》而思“改”也是自我省察的表述，闻—思如同比—兴，而“改”表述的是主体性的绽出。在哀乐两情的切换中，用诗语维系着主体的“执义如一”，即从绝对德性到相对“善”的一贯。儒家的伦理善是用诗的言辞建构的，因而左右时宜、柔若蒲苇，但依然有“大

5、德不逾闲”的确定性，只不过这种确定是在柔从不流、温恭谨慎的时间感中把握到的。由此方能涵养出“温柔敦厚”的德性，而将善的普遍性推至生活的每个行为中。商业伦理的主体性奠基自16世纪以来，中国商人阶层逐渐上升，并难免给士人带来压力。而这种压力既可能形成现实中的士贾融合，也有因士的“以礼抗俗”而拒斥士贾的另一重面相。这两种趋势类似“历史共通感”的呼声又有了重新凝聚的向度，“克己”与“复礼”在争斗中的融合，依旧回到了从“锢心悖理”的俗世中的格致性理的工夫上。只不过这种工夫并未指明商人的现世取向，他们依然在四民之间起伏不定，无处落脚。在诗情儒学中，传统的“性—情”架构被完善

6、为“情—性—情”，因为性理也需要诗情的奠基。心性从本源情感中确立就是“兴于诗”，将此心性充实为具体的人情和伦理仪轨就是“立于礼”。新兴的商人群体带来的忧虑，就是一种本源的诗情；性理是在这种情感转危为安中，从诗情的左右得宜中把握到的贞一不移。在16世纪之前，可能商人没有自身的主体性，但随着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渐成规模，士与商共同的不安正是为新主体性将要绽出的诗情奠基。这种本源的危机感在寻求转向安乐的途中，指向了新的主体性建构，其中涵摄并将充实为新的士商关系。伴随着明清之际的学术迁转，传统克己工夫当中逐渐生出对人的自然情欲的尊重，透露出当时学人对商业社会的有序保障的期盼

7、。新的主体性奠基于从忧心忡忡向廓然大公的诗情流转，由此确定和给出适宜现世的判断。商人的绝对主体性并不是寂然不动的天理，而是日生日成的德性；这种主体性只有在忧患感的拉力中才能彰显，并以进入理性精微的思索、回归安乐平愉的诗情为目标。因此，诗性乃是商业伦理之主体性的奠基。“商业伦理”的诗性叙述诗情往往体现为从深陷危机的忧患中，在由危转安的拉力下所绽出的“危微之几”，绝对的德性或终极的善，由此贞定于主体性绽出的时间性中。当把“善”诉诸语言，就呈现为诗的“自然音响节奏”，即時间性的感受。从明清之际至今，虽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商业伦理”话语，不过在士与商的互动实践中，关于“善

8、”的言说是一直存在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