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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对传统翻译观的颠摘要：传统语文学范式中的翻译研究以及后来语言学派的对等论，其核心都是翻译的忠实对等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观进行了颠覆，让翻译走出传统的语言层面，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等层面。关键词：忠实对等论；赛义德；东方主义；文本研究；外部因素引言中外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哲学、文学和语言观的更新总会引起翻译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初,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范式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中解脱出来，使翻译研究走
2、上系统化、理论化的轨道。但语言学派的理论“未免过于简单,说到底不过是个等值理论”（转引自何绍斌11）。语言学派的理论终究还是未逃脱传统的“忠实对等论”。1972年，荷兰学者杰姆斯霍尔姆斯（JamesHolms）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了《翻译研究的名于实》一文，它“通常被看作是这一学科诞生的宣言书”。（Munday14）这一学科即指“翻译研究”。自此，“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再一次实现范式转移，走出传统译论的忠实对等论。90年代初，Basst与Lefevere提出“文化转向”的口号,认为翻译
3、的单位不再是词语或句子,甚至不是语篇,而是文化(8)。同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翻译家们逐渐认识到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把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文化语境，文化霸权，民族身份等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一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的问题“从传统上讲，翻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实在（reality）、再现(representation)与知识（knowledge）的观念之上。实在被视为是毫无疑问‘存在那里’（outthere）的某种东西，知识是关于这实在的再现（arepresentationofthis
4、reality），而再现则可不经中介直达透明的实在（atransparentreality）。”（费小平21）实际上，这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之主客体二分的观念密不可分。“形而上学”指人们在对世界、存在、物质和意识等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假定语言从属于它以外的某种不变的存在—如观念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真理、先验性、上帝和人等等，即预设了一个永恒在场的终级范畴，它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级力量。因此，翻译从来都是以原文为中心的活动，译者必须无条件的尊重原文，“忠实对等论”成为了不可颠覆的翻译
5、标准。20世纪初以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蓬勃发展。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著名语言学家、译论家奈达借鉴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以其翻译《圣经》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翻译中的“最贴切的自然对等”，提出了“翻译的科学”。其后的波波维奇、纽马克、柯勒、切斯曼特等都是对等论或等值论的忠实守护者。毋庸置疑，他们将语言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但是，他们终究没有逃脱传统的“忠实对等论”的窠臼。这种“忠实对等论”中其实暗藏了许多预设。1.的意图或是文本的意义是确定存在的，是可以为理想的译者所完
6、全把握的；2.不同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特性，因而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3.语言是意义的透明载体，译者能够把的意图或是文本的意义从原文中剥离出来，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将其重新表达出来；4.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地位在客观上是完全平等的；翻译用语都是两种文化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对话、交流，而客观现实也是如此；5.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译者的文化立场也绝对是不偏不倚的；6.只要译者力图忠实地再现原著，那么他（她）的行为就必定是一种中立地、价值无涉的行为。（孙会军7-8）人们从
7、来不去置疑这些预设,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因而导致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盲点。人们从来都认为翻译是透明的，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表述和再现。可是,语言之间果真平等吗?翻译又果真如此透明纯洁吗?二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基础“后殖民”是相对“前殖民”而言的,“前殖民”指19世纪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军事殖民,而“后殖民”则指20世纪以来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民族所进行的一场文化殖民。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朱立元
8、414)。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研究重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动向。它侧重于分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试图重新界定文化象征的过程,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