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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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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提要: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哲学叙述的问题域。对“当代中国哲学”而言,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也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关键词:文化身份当代中国哲学哲学的始端与视阈哲学的演
2、化逻辑1.最近,“中国哲学”这个称谓是否具有“合法性”,“探寻当代中国哲学之路”或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成为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哲学”或“当代中国哲学”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表征的是处在“文化失语症”中的我们对失语状态的摆脱欲望和文化的建构姿态。对于这个话题,人们谈论的大多集中在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的必要与否,文化与知识资源的储备条件与状况,在理论与逻辑中为这种建构欲望的实现提供是否合理、是否可能的说明等问题上。毋庸讳言,这些话题背后隐匿的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对话中所形成的文化比较心态,这种比较心态于以
3、“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的大国,在失去经济、政治优势以后,力图在文化上为可预期的未来找到心理和意志上的自信。这种比较的欲望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本能。冯友兰先生曾对中国文化界热衷于文化上的中西比较的现象作过解析,他强调在“比较”中我们容易陷入康德的知性悖论(Antinomy),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处在这种文化比较中的我们只能在詹姆斯的“意志信仰”中寻找合理性。我们且不谈这种“比较”在知识论意义上的可能与否(这应是解释学的话题之一),这里对我们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姑且把“中国哲学”的称谓作为我们哲学性存在
4、的不证自明的天赋前提,姑且我们是能够以哲学家的姿态构建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发问的,需另外行文论述),那么,这种哲学应该说些什么?怎么说?应该确定什么样的意义域才会使得这种哲学是合理的,并且可以称得上是属于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我们要构建一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的哲学?本文只是想在历史与经验的叙述中,描述一条处在当代境遇中的我们可以接纳的思路。一切空泛的口号式的呼吁,除了能引起向前行的人们的回头一望之外,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重要的是进入问题本身。2.虽然“哲学”属于西方话语,但在近
5、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它已经成为对我们的精神活动进行描述的文化框架。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存在的意义的上承认并接受了“哲学”。在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中,“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是对我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进行反思,并以“发问”为主要特征的精神批判活动。这是从历史中搜寻的对于哲学的具有普泛性的规定,以此来把握人类各种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意义,是有广泛可理解性的一种精神文化观察视阈。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活动并不是绝对纯粹的,而是与各种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题紧密相连。可以说,哲学与宗教是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身份问
6、题的核心。文化身份本身的意义在于某个社会共同体在文化的创造中确定精神文化之“我”。有了精神文化之“我”,才可能拥有文化的述说和文化的创造(作)。以哲学和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创造过程,也就是确定文化之“我”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哲学之“说”与“做”,不是在文化身份之外的“说”与“做”,因此,我们应在确定文化身份的视阈中来看待“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域。3.一百多年来,文化的中国在多种文化的对话中,在器物、制度、文化等不同的层面,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经历了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
7、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和文化的中国在“中西、古今”的境遇中,总是在寻找着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和位置。在这用生命和鲜血构成的寻找过程中,我们总是陷入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向何处去”的困惑。所以至今我们还在寻找着我们的出路。这种寻找是在我们的精神与文化的境遇中,以“我”的存在意义为原则的历史选择。问题是一百年来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也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视角来看。首先,从当下文化对话的角度看,我们现在患了精神文化的“失语症”。台湾作家龙应台
8、曾以文化的自觉发出呼唤:“全球化视野中‘我’在哪儿?”这一问,确实道出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现状。一百年来,我们处在对话的语境中。但是,今天的我们在文化上是那样的尴尬,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作为文化存在的必要的身份,丧失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对话的视阈中,我们不知道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文化资源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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