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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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1背景最近，梁秋生（0042005)和郭志刚(2005)就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毫无疑问，京津沪1990年代的超低生育率的二个重要原因应该是生育年龄的推迟和外来人口的增长。对于很多城市，恐怕都是如此。生育年龄推迟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近年来受到很多关注（BongaartsandFeeney,1998;丁峻峰，2003;郭志刚，2000，2004a，2004b)但是对于我国城市地区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作用，才刚刚得以关注和实证研究。梁秋生(2004)认为，京津沪的超低

2、生育率的最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排除这种分母效应，京津沪的总和生育率将由大大低于1的水平，上升到略高于1。按照他的推算京津沪三大城市在剔除外来妇女、高校在校学生人口、户籍待定和出国学习工作的人口以后，总和生育率(TFR)将分别从原来的0.67、0.88和0.68提高到1.08、1.12和1.04。郭志刚(2005)质疑了这一结论，并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检验了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得出了与梁秋生不同的结论。郭志刚按照二种口径计算了京津沪本市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按照口径，这三大城市中出生在本乡镇街道而五普

3、还在本乡镇街道的本市户籍的家庭户中的育龄妇女的TFR为0.70，而不属于此类的育龄妇女的TFR为0.78。按这种口径对三大城市的汇总结果表明，这三大城市中几十年居住于同一乡镇街道不变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不但比其他有过迁移的育龄妇女略低，而且所区分的两类妇女的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TFR=1.0的水平。按照口径2居住本乡镇街道土生土长的育龄妇女，加上五普五年前已经迁入本乡镇街道、且五普时拥有本市户籍的家庭户中的育龄妇女的TFR仅为0.57，而不属于此类的育龄妇女的TFR为0.95。郭志刚的结果表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的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并不存

4、在。从计算的这二类人口的生育率看，外来人口的生育率还略高于本市人口。为了进一步检验和分析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我们利用同样的思路与方法，分解了全国城市地区和广东省2000年的生育率，发现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生育水平都有重要关系。2外来人口与低生育率我们只用一种口径进行计算即使用郭志刚的第二种口径。但是与郭志刚的第二种口径稍有不同，我们按照如下界定进行计算:本地人口=户口在本地（61=1或r628)+出生地在本地（813)或1995年10月31日以前迁来（9=2)，其余视为外来人口。前二项是严格的本地人口，第三

5、项加上5年前迁来的外来人口。这种口径排除了外地来本地就学的高校学生(一般他们户口在本地但是出生在外地)和户口不在本地的外来人口（无论他们在本地住了多久)。表1显示了按照这一口径，从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原始数据计算的京津沪合计、全国城市和广东省的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京津沪合计的TFR为0.76本地人口为0.75，外来人口为0.79，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没有什么差别;全国城市TFR为0.88，其中本地人口为0.92外来人口为0.75，外来人口略低于本地人口；而广东省TFR为0.97，本地人口为1.24外来人口为0.62,

6、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有本地人口的一半。这三种情况反映了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三种类型。虽然京津沪的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了20%,但是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率没有差别。全国城市地区存在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但是其效应不大，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规模并没有达到足够大（占11%)而对总体生育水平产生明显影响;而广东省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非常大，是外来人口生育率显著低于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规模较大（占28%)二个原因共同导致的。图1~3分别显示了三个地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分年龄生育率，更清晰地展示了三个地区不

7、同的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生育率差异特征。由于样本量较小，京津沪的生育率曲线有较大波动，全国城市和广东省的生育率曲线在高年龄组有较大波动。但是趋势和差异特征是很明显的。京津沪的二条生育率曲线基本上没有差别，亦即在各年龄组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率没有什么差别。全国城市和广东省有着类似的差异模式，即大致在20~30岁年龄组上，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本地人口，广东省尤为明显。为了进一步检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差异，我们对在普查前一年是否生育了孩子加以考察，使用logistic回归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检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差

8、异。在模型中，因变量就是在普查刖一年是否生育了孩子是二分类变量自变量为是否外来人口,以本地人口作为参照类。我们的假设是在普查前一年里，外来人口的生育可能性要低于本地人口。控制变量有年龄、前有子女数、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民族。实际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