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农战策略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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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农战策略对三农问题的启示农战策略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身处战国乱世的秦国，商鞅抓住孝公富国强兵的契机实施变法，通过认同农耕，减轻赋税，归心于农等措施，达到农业、农村、农民的协调发展，使秦国实现了从大乱到大治的转型，从诸侯卑秦到统一中国的宏图伟业。时至今日，依法治国的精神和时代内涵、以三农农业为基础的主题没有变，变法中保邦安民的理念、自强不息的变革精神，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小组讨论时特别提到“商鞅变法”，总书记决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在时机的选择和样本的选择上均包含借古喻今的深刻寓意。战国时期社会

2、处于激烈动荡相互兼并的战争年代，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痛感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力主变法，把农战策略提高到治国的纲要地位。“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提出农战策略的背景战国时期群雄角逐，诸侯争霸，地处西陲边境的秦国，“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衣不煖肤，食不满肠”。导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两地”，为此秦孝公决心变法强国，商鞅应运而生，提出“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的农战策

3、略。(一)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战国后期“天子”权力虚拟化、软弱化、空洞化，土地分封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显露。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按土地亩数征税，根据实际产量来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赋。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以占田多少为依据，增加军费扩大兵源的办法，增强了郑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楚国实行“量入修赋”，将土地分类着籍，所修之赋，包括了兵员以及军队的一切技术装备(马匹和战具)。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停留在经济上，并没有触及封建领主制。李悝、吴起也分别在魏国和楚国进行了政治上的改革，但遭到

4、旧贵族的疯狂抵制，没有成功。到战国中后期，中原地区基本实现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农具，铁器畜耕有了初步发展，“一夫挟五口”的个体农户，可以独立完成“治田百亩”的任务，个体性质的生产过程逐步凸显，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促成农耕战略的基础。(二)是秦国国情的战略需求秦穆公曾称霸一时，“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马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继位国力逐渐衰落，虽然进行了“镇抚边境，徒治株阳”、“修缪公之政令”等一系列改革，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到秦孝公时，不仅被排斥于诸侯会盟之外，而且以“夷狄遇之”。公元前408年

5、，魏国掠夺了秦国的河西之地，面对强大的魏国，防御自保迫在眉睫。为完成“先君之意”，“东复侵地”，孝公发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渴望展现自身绝代才华的商鞅应征而出，向孝公进献秦国最需要的富国强兵之道，实行农耕战略变法，迎合了秦国国情发展的需求。(三)是秦国治国平天下的必然选择农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当时秦国“地广民少、田宅有余”。商鞅从秦国发展战略的高度，强调农耕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强大的基础，是富国强民的关键。“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壹务则

6、国富，田荒则国贫”。“民不逃栗，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战国时期，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一切改革都以强化农战为基础。“事本不可不专”，“令民归心于农”。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增加国家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其次是“尽地力之教”。采取以法制为后盾，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措施，把大多数农民固定在自己村落的土地上，用严历的赏罚制度使农民专心务农，使懒惰的人从事农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耕的生产效率。可以说实施农战策略是秦国当时强国富民的必然选择。二、实施农战

7、策略的基本措施战国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严重影响到农耕经济，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商鞅提出农战策略，并且形成了严密的“法治”理论，不仅为先秦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其思想本身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一)认同农耕的合法地位商鞅是一位认同农民的权力主张者，为了凸显农耕地位，抑制贵族，变法规定：一是按人头赋税。对朝野的贵族和官员，商鞅一反过去优渥待遇，采取严厉手段，从多方面予以裁制。“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

8、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变法规定，国家必须按人头纳税，对贵族特权阶层，要加重他们的徭役，不使其阻碍社会发展。二是一视同仁。“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