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文学集团领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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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邺下文学集团领袖论汉末建安年间，天下的权柄已操在曹操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学，奖励风雅。凭借着优胜的政治地位和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游息于曹氏的根据地邺城，环绕于曹氏周围，连舆游宴，吟咏诗文，抒写悯时伤乱、救世济民的悠悠心曲和烈烈壮怀，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一个彬彬之盛的邺下文人集团。因此，文学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三曹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枢，而且是文坛的领袖”；或云“曹操就是这个文人集团当之无愧的领袖。”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三曹对邺下文学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不应一概而论。作为文学领袖，一般说来应具备

2、如此条件：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团结文人；具有卓绝的诗才，倡导新变，开创新诗风；探索文学的价值与特征，以新的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创作。以此标准来考察曹氏父子，究竟谁是当之无愧的邺下文学领袖。　　一钟嵘《诗品》云：“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这些数以百计的文士毕集于邺下，确是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揽之”的结果。但是这些文士并不是曹操培养扶植起来的，入邺前已蜚声于文坛了。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得清楚：“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连发迹于大魏，足不高视于上京……”曹操对

3、这些活跃于乱世的文人加以招揽，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文学上的繁荣局面，更多的是立足于建立邺下政治中心，利用他们在文笔上的一技之长，让他们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曹植《辩道论》说当时的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郗俭，“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欺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世，行娇餍以惑人，故聚而禁之”。与此同理，邺下文士虽非谋臣策士，有损益于曹操，但笼络他们，既有助于招贤纳士，又可避免其任意褒贬，鼓动舆论。所以，邺下文士虽获得曹操的庇护，但并未得到曹操的重用。在曹操的眼中，邺下诸子只是文学侍臣，有事则命其随从征伐，无事则汇聚邺城，先后被派到曹丕、曹植等诸子府中充当文学、庶子一类的闲散官职。唯有王粲，由于“博物多识，问

4、无不对”，才任为侍中，朝夕在曹操身边，“入侍惟幄，如拥华盖”，做些机密性质的文字工作。但是，天长日久，其作用仅如此而已，这就令王粲感到失望，“惧无一夫用”（《从军行》），对自己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七释》又流露出他在“无为无欲”、“混同荣辱”与“进德修业，与世同理”两种人生道路之前的举棋不定彷徨困惑的情绪，这是王粲归顺曹操以后未得到重用之际深层心态的反映。曹植在《赠王粲》、《赠丁仪王粲》诗中描述了他寂寞不得志的处境。《魏书·杜袭传》中有关王粲的一段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魏国初建，（袭）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得洽、袭。袭尝独见

5、，至于夜半，粲性燥竟，起坐曰：‘不知公等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对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可见曹操对王粲虽很亲近，但不过是赏识他的“强识博文”，可以备顾问咨询而已，对于军国要事，曹操仍倚重于和洽、杜袭等更有实现政治才干的人。这对于有“冀王道之一平”的政治理想的王粲来说，岂不是很可悲吗？曹操在某一段时间内虽然能够抑制忌诈猜疑的冷酷性格的爆发，以伪装的雅量对待文士，然而一旦文士的言行稍与其意见不合时，他便撕下面纱，毫不客气地加以贬抑甚至诛灭。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孔融、杨修等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曹操处死的。这对于雅好慷慨、动多感触、爱好广交同类的文士来说，当然是

6、一种极大的压抑与打击。这也许就是徐干挂冠回乡写《中论》、应玚“斐然有述作之志”的原因。所以，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而称其为“当然的文坛领袖”则受之有愧。使这个政治中心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则是曹丕的功绩。曹丕虽没有乃父“该之”、“揽之”的壮举，但他能突破与文士的“雍容侍从”的关系，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文士。虽然邺下文人都是曹氏的僚属，但曹丕却把他们当作朋友，有意识地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在这点上，他远过于乃父，亦非其弟曹植可比。张溥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士的态度加以对比。他在《汉魏百三家集·孔少府集题辞》中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

7、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ｗeｉ＠②馁虎，此南阳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在曹操的政治生涯中，建十三年具有某种转折意味，作为当时的文士之英华陈琳、刘桢、应玚、阮瑀、王粲等都已汇聚于其幕下。这时的曹操似乎已不复需要招买人心而显示其大度了，所以便露杀机。曹丕推重孔融绝非偶然，而是通过对孔融的褒奖、悼念，含蓄而悲愤地抗议乃父对无辜文士的残害，体现了他和乃父对待文士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