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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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学界往往认为，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代表，其办报的主要目的是报恩救国。但另一方面，留学海外的经历，使张季鸾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进行初步探索。传统文人张季鸾张季鸾总是身着一袭长衫，脚踩一双布鞋，之所以称其为传统文人，主要源于他幼年时的儒学教育及其贯穿一生的报国思想。张季鸾自小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又熟读顾炎武、王夫之的著述，使得他与中国其他文人志士一样，心系百姓，渴望以笔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的文人志士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通过考取功名来为国效力，

2、而未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同样渴望报国救民。由此，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报刊成为其启民智、树民意、促民心的公器，张季鸾就是这些办报文人之一。由此可见，张季鸾从事新闻行业的初衷并非纯粹热爱新闻，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报刊来唤醒民众意识。就这一点而言，张季鸾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目的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初衷有很大不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时期，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独立报业时期。当时被强大经济势力操控的新闻行业，为力求独立自主、为民服务，便提出新闻专业主义，旨在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3、较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衷之纯粹，中国早先的新闻专业主义萌芽于国家内忧外患与“文人论政”盛行的大背景之下，是中西方文化的混合产物，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倡导客观报道，更重要的是以文报国。不仅是文人，更是职业报人张季鸾的身份除传统文人外，更重要的是其首创的“职业报人”身份。纵观中国新闻发展史，文人论政一直占据主要地位，王韬、梁启超等都是文人论政的实践者，他们把报刊作为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阵地，甚至是政治活动的工具。他们既是办报者，又是政治家，既论政又参政。①张季鸾不同，其任《大公报》主编时，曾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政治职务，两者只能取其一

4、；张季鸾自身也严格坚守这一准则，毕生除了早期为孙中山担任过为期两个月的秘书之外，再无其他政治任职。早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初期，张季鸾便明确提出“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即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组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②；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接受任何组织机构的资金支持；不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这“四不”方针始终贯穿于张季鸾的新闻事业之中。尽管张季鸾的骨子里仍留有文人的家国情怀，但其并未将政治与新闻二者混为一谈。早先王韬、梁启超等文人办

5、报时，受其文人、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影响，总是习惯于将个人的政治思想摆在首位，因而这种新闻报道从本质上说并不客观。但张季鸾从投身新闻事业之初，就清楚意识到新闻独立性的重要，将自身定义为“职业报人”的他，自然更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由此提出了“新闻本位”思想，这是中国文人在探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一大突破。报纸是报国之器，更是公民喉舌与中国的传统人文环境不同，西方新闻早先受强大经济财团的控制，多用于商业宣传和政治斗争，鲜少有权利表达民众的观点。后期西方新闻行业才逐渐摆脱傀儡身份，并开始致力于揭露真相、服务民众。早先西方国家在

6、中国办报，所传达的进步意识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觉醒，因而中国人办报的初衷主要是以笔救国。在张季鸾办报时期，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使得这种报国情感更甚。因此，不论是早期在《夏声》上提出的救国思想，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倡导的“国家中心论”新闻思想，张季鸾的目的都是期望国民觉醒、国家富强。但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又在“文章救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果说早先报人更侧重于表达自身观点，那么对张季鸾而言，“为民发声”则是其办报的主要目的。张季鸾在1926年刚复刊的新记《大公报》中这样说到，“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

7、裨益国家。”③寥寥数语，却彰显出张季鸾对于公众的一种承诺，“为民发声”俨然成为张季鸾办报的主要理念。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后，每日受到日寇飞机轰炸，为了鼓舞士气，病重的张季鸾授意王芸生撰写《我们在割稻子》社评，他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时，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这一篇社评给中国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惜的是，高声呼喊坚持战斗的张季鸾却没有等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倡导报纸应服务民众。反观张季鸾的新闻主张

8、，其对民众的关怀、对民情的体察、对民心的鼓舞远远超出了传统文人办报的救国之志。张季鸾将报纸视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④，其对于报纸的功能定位，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民众，更上升到了精神引导的层面。不为谋名利，只为说真话新记《大公报》与《申报》是民国时期影響力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