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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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内容提要】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绍述”政治的结束和“党元祐”政治的开始，在“绍述”中惨遭禁锢的元祐党人苏轼及其文学，也随之获得了新生，并在高宗和孝宗两朝生发了奉之若狂的“崇苏热”。这一现象既属于政治的，又属于文学的。政治上是南渡后的“拨乱反正”。文学上则全面改变了词学命运，给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也孕育了“雅正”说词学理论体系。但由于该体系是“拨乱反正”的翻版，具有严重的政治偏见，阻碍了词向主体的多重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流变的多向性的发展之路。一近人陈衍《石遗室诗话》提出了“三元说”，并视“三元”为中国诗歌史上

2、的三大高峰。其中“下元”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属于“苏黄时代”。然而，这个高峰是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形成的，难免党争的干扰。事实上，在元祐以后的“绍述”中，苏、黄等人的诗文遭到了严厉的禁锢。新旧党争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元祐更化期间，元祐党人在彻底废除熙丰新法和排斥乃至迫害熙丰新党的同时，又焚毁王安石《三经新义》。绍圣以后，新党重返朝廷，重执朝政。重新执政后的新党对元祐党人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尤其是崇宁以后的徽宗、蔡京集团，不仅在全国各地设立“元祐奸党碑”，同时又对“元祐学术”实施了全面的禁锢。所谓“元祐学术”，包括了元祐党

3、人创作的诗歌及其史学著作和表达政见、反映学术思想的文字。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说: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诗道泰否”条也指出:“诗为元祐学术”，政和期间，御史中丞李彦章“上章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禁科。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不仅如此，大凡元祐党人所著文字，均被列入“元祐学术”而遭禁锢。崇宁二年（1103）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

4、、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①。此为崇宁“元祐学术”之禁的基本情形。二十年后，其禁仍严。宣和五年（1123），“诏:‘毁苏轼、司马光文集版，已后举人习元祐学术者，以违诏论。’明年又申禁之”②。“明年又申禁之”，就是指宣和六年（1124）十月庚午之诏。《宋史·徽宗纪》录此诏云:“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不恭论。”这是因为民间不顾朝廷禁令而“复尊事苏轼、黄庭坚”。又史载徽宗语:“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纸只字，并令

5、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③但“元祐学术”之禁严重践踏了文学生命，也无法使“三元”中“苏黄时代”的典范起到应有的作用。据载，文同的家人为了避祸全身，将文同《丹渊集》中出现的苏轼姓名字号悉行窜改，对此，家之诚不无悲哀地叹息:“斯文厄至已如此，可胜叹哉!”④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宣告了蔡京朋党集团“绍述”政治的结束，“崇宁党禁”和“元祜学术”之禁也随之销禁，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苏、黄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得到了全面阐释和张扬。但南渡后，随着对以王安石、蔡京为首的新党集团的声讨和在高宗“最爱元祐”的政治导向下，新一轮党争也随之展开，形成了“党元祐”

6、的政治格局，而且“党元祐”被转化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浓烈的政治情结，长期作用于高宗和孝宗两朝的士林。苏、黄在文学上的典范意义的阐释和张扬，便始终伴随着这一政治情结;并在这一情结的驱使下，掀起了崇尚苏、黄的文化运动。文学群体随之出现了分化与重组，文学命运得到了再造，其主要标志是以黄庭坚为宗的“江西诗派”成了诗坛的主流，以苏轼为宗的“苏轼词派”推进了南宋词的发展。这就是说，苏、黄文学意义的彰显，并非仅仅是文学自身规律的作用所致，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了政治上的动力。乾道九年（1173），孝宗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

7、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祜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据《四部丛刊》本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该文为高宗作，但史称“乾道六年九月壬辰，

8、赐苏轼谥‘文忠’”，“乾道末，苏文忠特赠太师”⑤，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