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道德困境三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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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摆脱道德困境的三条红线2013年01月28日来源：《检察日报》作者：王彬美国法学家富勒所虚构的“洞穴奇案”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构案例。洞穴奇案奇妙之处不仅仅在于它对学说理论的涵盖力和解释力，更在于它通过道德困境的虚拟形成了对人类智识的考验和挑战。萨博轻盈的文笔让人掩卷沉思，在哈姆雷特式的道德两难困境中无法自拔;萨博犀利的分析把人推入了思想迷宫，让人焦灼地期待阿里克涅红线的出现。事实上，在哲学思想史上，大概有三条这样的红线试图引导我们走出思想迷宫、摆脱道德困境。红线之一: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总是坚信理性之光能为道德困境的解决提供绝对的道德法则，让人类远离抉择的困惑;任何

2、道德推理必须基于绝对的道德原则，权利和职责的绝对明确性毋庸置疑，这已经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观念。思想启蒙之后，权利话语犹如一束阳光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将人们从思想蒙昧混沌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用激情饱满、慷慨激昂的声音为人的权利而主张、为人的权利而论证，树立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而把曾经统治人类思维的神性驱逐下历史的舞台，神性去魅后接踵而至的是理性的入魅。在启蒙思想家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典籍中，哲人们用或含蓄深沉或明白晓畅的语言将权利的正当性奠基于个体理性的基础之上。在西方政治法律哲学思想中，政治道德和社会选择应该全部或者部分地基于对个体权利的考虑，从而追求社会功利不得以

3、牺牲个体权利为代价。康德用其豪迈的学术激情为人类理性建立起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学说体系，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赞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德坚信，人不仅仅能为自然立法，即使在两难的道德困境中，人类的实践理性能力也能为人们的行为作出正确的选择，为此，他信誓旦旦地提出三大绝对命令:任何人必须为具有可普遍化的行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作为意志自律的主体，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从人的本性出发，将人权作为政治道德的逻辑起点，以论证权利正当性的理想观念就建立起来。权利的神圣性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激情澎湃的价值宣示在实践层次上不仅仅存在于法国革命和美国

4、革命的口号中，甚至出现在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对于洞穴困境而言，任何试图以一命换多命的功利算计都是对绝对道德原则的挑战，都是将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荒谬选择，这直接冲击了人类实践理性能力的底线。红线之二:结果主义面对两难的道德困境，结果主义把言人人殊的道德争论搁置起来，避开了对道德行为本身对错的评判，而是试图从道德行为的后果出发对道德行为进行评判。绝对主义的绝对法则总能唤起人们对终极价值的执着追求，但是，理想观念的践履却往往因不切实际而遭到激烈批评和挑战，结果主义就将绝对主义的权利话语视为粗率的胡言。结果主义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从理性降低到欲望，毫不避讳地认为人是趋

5、利避害的动物，基于这样的信念，任何人都希望实现个人快乐的最大化。对每个人功利最大化的选择必须给予平等的尊重，法律的设计也必须符合人性的要求，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的，然而，个人权利始终是实现功利最大化的潜在障碍。结果主义从而最终将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人权也列入功利算计中，以牺牲少数人的权利换取多数人的快乐在其看来也符合公平与正义，从而最终违背了康德伦理。在结果主义看来，走出洞穴困境，只需要进行利益的计算即可，以一命换多命是一项“划算”的交易。生命的神圣与尊严就这样在功利的计算中被消解，个体权利的正当性在群体利益面前遭遇解构。红线之三:相对主义

6、相对主义以“怀疑一切”的理论勇气挑战宏大叙事，而试图“重估一切价值”。现代以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进入一个诸神共舞的时代，现代哲学所建立的价值大词在道德多元的世界已经成为不可能的神话，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通过宗教信仰而整合人们价值观的企图已经变得不可能;在后现代哲学宣布“人也死了”之后，试图通过理性统合哲学体系的理性主义哲学也走入穷途。在相对主义者看来，文本总是开放的，意义总是主观的，这样，在一个道德多元的时代，普世性的价值已经不存在，价值相对主义成为最好的选择。任何意义的解读总是一个不断延伸的未竟事业，道德和法律的客观性因为文化语境的相对性而被消解殆尽，从

7、而法律也成为相对性的“地方性知识。”相对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形成了对现代价值的颠覆，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则造成了价值上的虚无。怀疑一切最终会导致怀疑自己，相对主义对于道德困境中的价值选择只能保持沉默。对于洞穴困境而言，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法官只能选择回避判决。任何理论进路都不是自足的，人类的思想总是在相互怀疑、相互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延伸，绝对主义的道德推理为绝对命令的合法性而迟疑困惑，哲人们依旧仰望星空苦苦思索绝对命令的正当性如何证成;结果主义对价值的功利换算，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牺牲个人间合理分配而遭普遍质疑;相对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则让我们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来回徘徊，对价值

8、的颠覆与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