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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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中国白话小说原出于佛教讲经。唐代佛教与俗讲之关系问题，前贤多有发明，如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向达《唐代俗讲考》、孙楷弟《唐代俗讲轨仪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等等，已辑入周绍良、白化文先生编辑之《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内。所论俨若专家古生物鉴定，以化石之静态居于何种地质层，指陈斑斑，历数演进痕迹，嬗变源流，判断分明，遂成定谳。本文则稍异其趣。窃以为佛教由讲经向俗讲的流变，非特西来佛学传播方式本身特点，亦与中土儒、道影响，尤其是三教竞争之动态大环境攸关，似有未经道出者。谨拈出“三教论

2、衡”一题，略陈鄙见，弄斧班门，以为谈助云尔。一，“三教论衡”轨仪论者每引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讨论俗讲的规模状况，如：“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右街三处，会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中屡次出现“三教讲论”一语，颇耐寻味。我以为，这是佛教徒参与过当时最高哲学宗教活动“三教论衡”的一种资格，也证明俗讲往往是由“三教论衡”的讲论者充任的。《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

3、论衡》一文（亦载《全唐文》卷六七），记叙了作者参与的一次这样活动的大略。其首云：“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①]由“第一座”推测，其时不止白氏等人，而其“赐紫”“引驾”等名衔，亦正与圆仁描述相同。白文《序》云：“中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谈论之先，赞扬演说，以启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故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休明而已。”“谈论之先”数语，似援成例。“饱知”“饫闻”之说，足见仪式。以下应是“

4、赞扬”颂圣的套语：“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大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谕。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恭以养人；戎夏乂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以下应是白氏与佛学代表对应之词：“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于前。窃以释门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领岫，苦海津梁，于大众中，能师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白氏与佛教代表的论衡过程依次分为“僧问”、“对”、“难”，“对”，然后

5、又以“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为过渡，开始第二阶段儒家之“问僧”，依次也有“问”“难”过程。第三阶段开始后又有《问道士》一节，称：“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馀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净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列仙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依次“问”、“难”，而道士发问，亦经过同样过程。仪规结束时，似例有《退》，其云：“臣伏准三殿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敡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白氏

6、所谓“承前旧例”，应是循前朝所遗轨议。按白以进士明经，但其诗风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著称于史。[②]早年谪贬江州，就写出了“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忘机，同归无异路。”（《睡坐晏起》）并自注曰：“道书云“无何有乡”，禅经云“不用处”。二者殊名同归。”晚年写《三适》诗时，又有“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之句。辞官归乡后，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诗的结尾中，又说“上尊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后两句是用《庄子·达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认自己思想是以儒教为主导的。后世公认白氏深得三教圆融之旨，而且对宋明士大夫的思维及生活方式颇有影响，此是后话不提。《旧唐书》卷十

7、三《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一般认为此为中唐以帝诞日开三教讲论为常例之始。《册府元龟·诞圣》曾记叙三教论衡情况云：“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南部新书》则曰：“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白居易《三教论衡·对僧》中所云“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恰好可以为此作注。但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