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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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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维稳中的协商民主:价值及其实现:D082:A:1673-9973(2014)03-0019-05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利益失衡或损害,并因此引起了较多基于利益矛盾的社会冲突甚至对抗。这些利益矛盾的集聚把基层政府置于化解社会利益矛盾、解决社会冲突与对抗、维护社会相对稳定的前哨。基层政府的职责不再仅体现于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而更多体现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基层政府如何在此境域下预防和处置一些基于利益矛盾的社会冲突与对抗,如何运用现有资源,通过政府的运作,化解社会
2、冲突,这些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与实践工面对的问题,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循此逻辑,我们将探讨基层维稳中协商民主具有什么价值,是什么原因使协商民主具有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彰显的微观运行机制又是什么,在现实维稳工作中是否会产出一些抑制协商民主价值发挥的因素,以期拓展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与探索基层维稳的微观机制。一、基层维稳的路径: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追求利益成为市场经济场域下社会个体日常行为的内在逻辑。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一部分人获得了利益的实现、维护与增进,而另一些人
3、却因资源抑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习惯下,一些利益冲突事件不断在基层场域中上演,维稳逐渐成为基层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关系到基层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个人利益的得失与职位升迁。在此情况下,为了消解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理论与实践工不断梳理、总结与探索基层政府维稳的路径,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一)基层维稳路径的探索:国家视角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通过研究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发现了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目标形塑的内在逻辑:现代国家为了实
4、现治理目标普遍对社会进行改造。[1]72-74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在国家推进民族实现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而社会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化历程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形塑社会个体生活世界和惯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层作为国家空间视角中的一个社会实体,国家以基层为媒介,将国家的多重治理目标分解于基层,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国家对基层的目标诉求是相异的。因此,基层作为贯彻国家意志、实现国家目标的社会存在,被国家塑造为统一、同质的X格化空间。正是在此境域下,学者们以国家为视角,探索了基层维稳的路径。1.从法治层面探讨了基层
5、维稳的路径问题。“中国当今的法治道路主要属于政府推进型,从当初的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的确立,其动因也主要是由国家高层顺应民心国情和趋势而发起的一种改革。”[2]13因此,对基层维稳中法治路径的注重,不仅限制了政府维稳的行为,保障了公民权利,也改变了社会个体生活惯习,形塑了法律精神与法律思维方法。基于此,吕明、王鹏祥与曹陇华等人提出应使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限于法律的规定或制约中,通过法律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社会矛盾的自我化解提供应有空间,推动政府以法维稳,并且通过司法救济、法律援助等方式帮助
6、弱势群体维护应有权利,以此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维稳目标。[3][4][5]2.从政府治理层面探讨了基层维稳的路径选择。基层政府具有国家的复杂性表征,其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并且因具有较多的资源以及信息传播渠道与平台,在维稳中占据了天然优势。因此,政府维稳运作模式被学者们所关注。王玉荣、陈发桂与唐钧等人探讨并提出了基层维稳的三条运作路径:基层政府的维稳预防机制、基层政府的维稳疏通机制、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机制,三条机制并行以推进政府维稳工作,建构基层维稳的运作模式。[4](二)基层维稳路径的探索:社会视角基
7、于历史的惯习与影响,全能政府一直在中国具有较厚实的生存空间。在特定时期,国家通过基层政府对整个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控制,社会体现出高度的同质、统一与一元化倾向,根本上扼杀了公民社会的自主产生,导致公民社会发展缓慢。“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与政治社会体制的转型,即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变化转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开放的市场经济。这种现实层面的发展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分离的局面。”[5]116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
8、逐渐成为与国家或有国家深刻影响的单位相分离的社会个体的生存空间。正是在此境域下,一些学者们从社会视角探索了基层维稳的路径选择问题。王文龙、张立荣等人提出在市民社会成熟发展环境下,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契机,通过社会个体在公民社会中作用与价值的发挥,以组织为平台,沟通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达到基层维稳的目标。[6]李阳华、夏燕关注到虚拟社会中的基层维稳路径选择问题。他们认为互联X的兴起使虚拟社会空间开始形成,不同人群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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