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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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关键词：罪己诏；西汉；道统；政统　　：K234.1：A：1672-3104（2013）02?0197?05　　自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论断，南宋朱熹对“道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道统”遂被固定成为观察古代政治观的一大视角。在这一视角中，儒家学说作为本核

2、性的理论依据，其萌芽于先秦，积淀于西汉。从高祖到文景，再到武宣、元成，在不断寻求汉代政统合理性的背景下，作为政统代表的皇帝，其对自身政治行为的反思和对治国之术的总结，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可以判断且能有效执行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正是当时君、臣、士、民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即可以视为“道统”之雏形。西汉时频出的“罪己诏”，是皇帝以这一参照体系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显著表现之一，体现出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①　　一、“罪己”的道统因素　　“罪己”之义中包含的道统因素，在“禹汤罪己”这一“罪己”滥觞中便可窥见一斑。关于禹之罪己，其最早出于刘向《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

3、：‘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在这段话中，禹虽没有明确的罪己表述，但其心痛而泣的举动，已显示出自责的态度。故刘向在其后加了一句：“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1]（8）以此说明禹的下车泣罪，是罪己的一种行为表现。所谓“以尧舜之心为心”，即表明君民一心，君主才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各以其心为心”，则指的是百姓之心与君主之心不相一致，其潜台词就是没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显然，禹之泣罪与百姓之心密切相关。　　再看商汤罪己。商汤登上天子之位后，在昭告天下的诰词中有这样一段罪己之辞：

4、“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2]（162）其中“万方”指天下百姓，将万方之罪归责于己，体现出商汤重民的一面。不仅如此，这段罪己之辞还交代了这样做的根源，乃是来自于上天的考察，即“简在上帝之心”。因为伐夏成功、代之以商是奉行天道、以得天命的结果；“上天孚佑下民，……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2]（162）那么，作为上天在人间合法的代言人，商汤当然要宣告自己能够负起责任。当其察觉行为有失时，便会以“罪己”警策自己。　　关于商汤罪己的相关事件，还见于《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其中一部分典籍载有商汤的罪己之辞，见《墨子·兼爱

5、下》：“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3]（175?176）《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4]（485）无论是“兼爱”还是“顺民”，其强调的对象皆为治国之君。可见，“禹汤罪己”已成为被效法的圣王典范之一，其意义在于，以此确立了追求圣王理想的一种象征方式。成圣的标准在于

6、顺应天道，在天命的启示与指导下，圣王对百姓负有绝对的道德责任。君王“罪己”的态度，显然并非出于拥有王权的强势，相反的是，他们为了维持王权的延续，而呈现出的一种谦卑姿态。也就是说，在“罪己”过程中，君王在天道和百姓面前做出了退守与让步，即便这种退守与让步只是表面文章，但也足以说明“罪己”行为本身蕴涵着对王权的制约因素。对圣王理想的追求，实际上追求的是政统符合道统标准的完美实现，圣王意义之尊贵，也在于因循道德而行所达成的理想政治境界。故而，道统对政统的规约作用，便成为了“罪己”题中应有之义：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

7、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关键词：罪己诏；西汉；道统；政统　　：K234.1：A：1672-3104（2013）02?0197?05　　自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论断，南宋朱熹对“道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道统”遂被固定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