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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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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关键词:罪己诏;西汉;道统;政统 :K234.1:A:1672-3104(2013)02?0197?05 自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论断,南宋朱熹对“道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道统”遂被固定成为观察古代政治观的一大视角。在这一视角中,儒家学说作为本核
2、性的理论依据,其萌芽于先秦,积淀于西汉。从高祖到文景,再到武宣、元成,在不断寻求汉代政统合理性的背景下,作为政统代表的皇帝,其对自身政治行为的反思和对治国之术的总结,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可以判断且能有效执行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正是当时君、臣、士、民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即可以视为“道统”之雏形。西汉时频出的“罪己诏”,是皇帝以这一参照体系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显著表现之一,体现出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① 一、“罪己”的道统因素 “罪己”之义中包含的道统因素,在“禹汤罪己”这一“罪己”滥觞中便可窥见一斑。关于禹之罪己,其最早出于刘向《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
3、:‘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在这段话中,禹虽没有明确的罪己表述,但其心痛而泣的举动,已显示出自责的态度。故刘向在其后加了一句:“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1](8)以此说明禹的下车泣罪,是罪己的一种行为表现。所谓“以尧舜之心为心”,即表明君民一心,君主才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各以其心为心”,则指的是百姓之心与君主之心不相一致,其潜台词就是没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显然,禹之泣罪与百姓之心密切相关。 再看商汤罪己。商汤登上天子之位后,在昭告天下的诰词中有这样一段罪己之辞:
4、“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2](162)其中“万方”指天下百姓,将万方之罪归责于己,体现出商汤重民的一面。不仅如此,这段罪己之辞还交代了这样做的根源,乃是来自于上天的考察,即“简在上帝之心”。因为伐夏成功、代之以商是奉行天道、以得天命的结果;“上天孚佑下民,……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2](162)那么,作为上天在人间合法的代言人,商汤当然要宣告自己能够负起责任。当其察觉行为有失时,便会以“罪己”警策自己。 关于商汤罪己的相关事件,还见于《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其中一部分典籍载有商汤的罪己之辞,见《墨子·兼爱
5、下》:“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3](175?176)《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4](485)无论是“兼爱”还是“顺民”,其强调的对象皆为治国之君。可见,“禹汤罪己”已成为被效法的圣王典范之一,其意义在于,以此确立了追求圣王理想的一种象征方式。成圣的标准在于
6、顺应天道,在天命的启示与指导下,圣王对百姓负有绝对的道德责任。君王“罪己”的态度,显然并非出于拥有王权的强势,相反的是,他们为了维持王权的延续,而呈现出的一种谦卑姿态。也就是说,在“罪己”过程中,君王在天道和百姓面前做出了退守与让步,即便这种退守与让步只是表面文章,但也足以说明“罪己”行为本身蕴涵着对王权的制约因素。对圣王理想的追求,实际上追求的是政统符合道统标准的完美实现,圣王意义之尊贵,也在于因循道德而行所达成的理想政治境界。故而,道统对政统的规约作用,便成为了“罪己”题中应有之义: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
7、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关键词:罪己诏;西汉;道统;政统 :K234.1:A:1672-3104(2013)02?0197?05 自中唐韩愈提出“道统”论断,南宋朱熹对“道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道统”遂被固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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