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与“回归”中构建的生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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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走出”与“回归”中构建的生命美学一一乾嘉年间闺阁文学之“以人存诗”与“以诗存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摘要】清代乾嘉年间苏州闺阁文学别集、合集与选集的编撰,作为结社的主要成果之一得以传播,但在编选付梓时因立场与标准的差异而出现“以人存诗”与“以诗存人”两种格局。“以人存诗”多出于非文学的标准,在很大层面上遮蔽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实价值;“以诗存人”则体现出直指“灵心”、“意趣”的核心命题,总体上呈现出闺秀文学独立书写的趋势,在清代女性文学研宄中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乾嘉闺阁以人存诗以诗存人清代江浙地区闺秀结社呈现出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即由族内向族外

2、延伸,由一地向多地拓展。以吴江叶氏诗社群为例,沈宜修(沈德潜之女)与其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鸾、叶小纨以及其姑母、嫂、姊妹、侄女等等形成族内唱和群体;这样的族内诗群关系至清代中叶开始发生变化,闺秀结社逐步突破家族范畴而朝着非血缘关系的社交型结社转变。以苏州吴江著名闺秀诗社清溪吟社为例,社员中除了张芬为张允滋从妹,李饊与陆瑛为姑嫂外,其余社员之间并无亲属关系。《名媛诗话》作者沈善宝与许云林、项屏山等所结秋红吟社更突破一地范围而将结社规模拓展至京城。“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1],清代闺秀文学及结社活动的兴盛是时代文化与世家文化共同渗透的结果,乾嘉时

3、期的苏州只不过是此期闺秀结社极盛的一个缩影。明代以来江浙地区的结社风气、江南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演变、世家大族对闺阁文化与教育的重视、名士招收女弟子以及对女学的积极倡导等因素,为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结社活动提供了相对宽裕自由的空间。袁枚、郭鏖、陈文述、毛奇龄等名士公开招收女弟子的行为固然值得钦赏,而名媛自身在参与诗社的同时,亦招收女弟子,自身即为女塾师的事实更说明其文化身份的相对增强与社会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清初闺秀商景兰、康熙才媛胡慎仪、道光才媛沈善宝等都曾招收女弟子,康熙间名媛胡慎仪就有弟子二十人左右,为闺塾师四十余年。闺秀结社虽多伴随

4、追慕风雅、修养情性的S的,但在饮酒弹琴、唱和吟诗的雅集过程中,却也有着对自身生存闲境的精神拷问,不论是康熙间的“蕉园诗社”还是乾隆末年吴江的“清溪吟社”皆是如此,就连“海棠诗社”这个出现在小说《红楼梦》中的社集,竟亦鲜明写着“效法古风,开启吟社”,起社以宴集诗人、醉飞饮盏为0的,以雄才雅会,不让须眉为风雅,而每一次分题赋诗与每一次优劣评定的背后,也多少带着诗艺较量的情致与生命关怀的垂问。清人许夔臣辑《国朝闺秀香咳集》时曾高度评价名媛们社集赋诗的才情:“我朝文教昌明,闺阁之中,名媛杰出,于染脂弄粉之暇,吋亲笔墨,较之古人,亦不多让焉。”[2】其评述

5、是恰切的。闺秀结社的成果之一就是诗文集的付梓。乾嘉文人钱泳在其《履园丛话》中曾以“以诗存人”与“以人存诗”为题[3]选数例清人作品加以评述。总体而言,“以诗存人”侧重于诗本身的特质与文学的吋代精神,“以人存诗”则更多包含诗教的主题与对创作者价值的认同。实际上,对闺秀诗文的传播究竟取何种态度与标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付梓者的立场。以“以人存诗”为例。苏州常熟闺秀陶安生为镇江府教授陶贵鉴之女、庐州郎中章幵之妻,撰有《清绮轩诗剩》集,此诗集的刊行,得益于与其丈夫“M年”的文士蒋士骥之助。蒋氏《清绮轩诗剩》,就直言其“以人存诗”的选录标准:爰索其箧中诗,

6、得若干首,付之梓。非传艽诗,传其人也。夫以夫人之贤,而其诗又皆合乎和平中正之音、敦厚温柔之旨,宜可以享遐龄,膺厚福者。[4]陶氏不欲传其作,秉持“内言不出”之训并未将诗稿流传。蒋士骥于其箧中得若干首并予以付梓并非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是敬仰其人。.其自言“非传其诗,传其人也”,所推重者正在于陶安生及其诗作所契合的“敦厚温柔之旨”、“和平中正之音”。蒋氏不遗余力地赞美陶安生“归我‘冋年&rsqU0;章韫卿观察,事亲孝,相夫敬,接妯娌和,待婢仆宽,躬自操作,不辞劬瘁。艽兢兢礼法自持,殆将与钟、郝比迹焉。若夫簪花咏絮之才,赋茗颂椒之誉,岂夫人

7、志哉!”[5]的妇德与才学。读陶夫人之什,其人、其诗、其德、其才、其品皆在其中,因而蒋士骥才发出“向使安常处顺,其所传当不止此”的感叹!无怪艽序开篇又言:“古者齐家之训,肇于二南,大半妇人女子之作,上自后妃,下至妾媵,莫不有诗”[8]之叹。蒋氏之论更大程度出于政教的立场与经学的用意,与其说是“传诗”,毋宁言之“传人”。学者付琼在为黄秩模所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校补本)所作前言中对此两种不同的编辑方式与立场作出如下评述:中国古代诗歌总集的选录标准向来有‘以人存诗’和‘以诗存人’之分。‘以

8、人存诗’就是把人的品行作为选录的前提,诗的好坏不作为主要的考虑。也就是说其人可取,诗即使写得不好也可以收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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