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与汉代孝道伦理观的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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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与汉代孝道伦理观的成型：集儒家孝道伦理之大成的《孝经》在汉代备受推崇，受到汉朝历代君王的空前重视，纷纷以《孝经》意旨为践行准则，垂先示范。继而《孝经》学逐渐兴盛，广泛流播，形成了制度化、法律化、社会化三大基本特色的孝道伦理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孝经》；汉代；伦理观；成型　　：B81：A：1009-0118（2011）-12-00-02　　　　《孝经》以讲授先秦儒家孝道伦理为核心，虽然全书仅有一千八百多字，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备受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视，而且其所阐释的孝道伦理思想深入人心，成为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孝经》能够对后世产生

2、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当源于汉代《孝经》的广为流播及其孝道伦理观的成型。　　一、《孝经》对儒家孝道伦理的继承和发展　　《孝经》是孔门弟子曾参的学生依据其师的传授，追述儒家先祖孔子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解而撰写成的一部专门阐述孝道伦理观的著作。虽非孔子、曾子的著作，但创作时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孝道”的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融合了伦理、道德和礼制，形成了“孝道”的伦理体系。　　孝，《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曰：“孝，善事父母者。”可见，赡养父母是孝原始而基本的涵义。《论语》[1]中也多次谈及孝道思想，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

3、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等。同样是以孝亲父母为准则，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孔子的孝道观融入了“礼”的约束，一切孝的行为表现方式上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如若悖礼行孝，则不是真正的孝。《论语·为政》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孔子看来，合礼而行孝谓之大孝，这与孔子的礼制思想相一致。　　《孝经》[2]对此既有继承亦有发展。《开宗明义章》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4、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始终皆以父母为原则。《孝经》同样把孝道思想融入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德礼制中，《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广扬名章》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士章》又言：“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显而易见，在《孝经》中，将父子等同于君臣，把子女孝亲父母的孝道观等同于臣民忠义于君王，宣扬父子间的孝道等同于君臣间的忠义，提倡臣民忠于君王就如同

5、孝亲自己的父母，成了维护封建礼制的宣讲词。忠臣即为孝子，忠于君王就是大孝于天下。而且，当这种孝道观等同于忠于君王的天道理念后，孝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大戴礼记·曾子大孝》[3]云：“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横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孝经》将孝亲和忠君二者相连，“孝”成为封建政府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孝经》在汉代的广泛流播　　汉代及其以降，孝道伦理观倍受历代统治阶层推崇，这首先得益于《孝经》在汉代的广泛传播，使得孝道伦理深入人心，形成了孝道伦理观

6、。汉代以孝治天下，“是《孝经》最流行的时期,《孝经》在汉代受到空前绝后的重视”[4]。　　汉朝立国，汲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不在一味强调法治，而是法治与德治并举。孝道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皇室的重视，充分发挥《孝经》中孝道思想，利用孝道观念统辖社会。《汉书·宣帝本纪》有诏云:“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主张:“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汉朝皇室十分注重孝行，垂先示范。汉惠帝以“仁孝”著称。汉文帝刘恒为代王时，母亲薄太后病，三年不交睫、不解衣，亲口尝汤药。《后汉书·章帝纪》记载汉章帝“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

7、”。尤其是汉明帝幸辟雍，举行养老礼“尊事三老，兄事五更”[5]。两汉皇帝除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外，谥号中都有“孝”字，由此可见一斑。《汉书·艺文志》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也是汉朝皇帝自幼的必读之书，《汉书·昭帝纪》记载：“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汉书·宣帝纪》曰：“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6]如此，《孝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至东汉时期，无论是官僚还是一般百姓度能熟读《孝经》。

8、《后汉书·樊淮列传》载汉明帝时“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后汉书·范升传》记载范升九岁时就熟通《孝经》。在边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