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环境下的叙事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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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环境下的叙事方式研究摘要：本文以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为研究文本，分析了特殊环境下的叙事方式，分析了历史小说如何实现区域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统一。关键词：小说分析；《古炉》；贾平凹前言近三十年来，有关文革这段历史的小说可谓很多，但真正的优秀之作并不多见，至于堪称厚重的力作就更少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文革”叙事之所以鲜见精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普遍没有把握好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种关系仅仅是所谓历史小说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长期以来，关于“文革”的小说通常是不被看作历史小说的，而是被视为现实题材的小说，就

2、这样，他们笔下的“文革”叙事写得太像小说了，故事和理念淹没了历史感。新世纪以来历史写作面临着两难之境，怎么去写历史，怎么去处理当代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是非常困难之事。包括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这几年的创作实际上都在这种两难之境中挣扎。贾平凹的长篇《古炉》出版可能也是对此的一种回应。本文将以这个作品为引子，讨论在特殊环境下的叙事问题。叙事方式区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贾平凹在《废都》以后的写作，慢慢地开始固守在一个地方。《浮躁》里面，金狗是要走出去的，是一个进城的叙事，但是你会发现《古炉》里的人物都没有走出去，走出去的人要不就死了

3、，要不就像霸槽走出去一圈后又回来，而且贾平凹没有写他走出去的生活。这种固定在某一个地域的写作，对贾平凹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历史意识到底是什么？这种固守，一方面原因跟贾平凹进入中年写作的心态有关。他在《古炉》后记里面说写“文革”，动机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种想要回家乡，想要把那个村庄已经消逝的风尘往事记录下来的冲动，是用个人记忆写国家记忆。这里好像有一种“回心”之力，不再喜欢青年时的扩张型写作。另一方面，这种固守又涉及到所谓地方性写作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界现在有很多关于汉语写作、母语写作的讨论，像当年的先锋小说家格非在创作《人面桃花》时就特

4、别强调要回到古典，但这种提倡，实际上有一个明确目的是要与世界文学对话，怎样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讲一个中国故事，初衷可嘉，但也容易陷入另一个陷阱，就像张艺谋的电影，是在讲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风景，虽然强调地方性、民族性，但恰恰是默认了以西方为世界性标准后、由他者判定的中国的特殊性与边缘位置，这事实上阻断了、也放弃了中国文学可能提供一种带有普遍性价值的思考的主动性。相比而言，贾平凹所谓的回到某种地方性，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对外证明自己的强烈焦虑，所以他的地方性、特殊性反而有更自觉的生命力，它可能自己生长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贾平

5、凹的作品反而呈现出一种真正的世界性，而不像其他人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他者的投射。他就是写他的村庄、写西京，并没有一种乞求获得世界认同的诉求。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是回到一个地方的写作，可能就越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贾平凹的“退守”，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强的“世界性”，这个说法姑且不论它是否能成立，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故事，确实已在中国文坛上稳占一角。贾平凹固守“商州”一隅的写作方式，在八十年代已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了，“商州”作为贾平凹重要的创作资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致经历了认识上的三个层面吧：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

6、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贾平凹在年近六十以一种俯视人生的态度重新来观照“商州”这块血脉相连的地域时，他的这种“回归”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意义上人情世态的观察，这里面更有某种“觉醒”的东西。我们看格非、张艺谋等人以变形的“他者化”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时，那种镜像式的机械和僵硬是很容易察觉到的，这一类型的创作更多的属于“自发”行为，而贾平凹在《古炉》中表现出的这种带有强烈生命俯照的意识，也与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更类似于某种认识上的“自觉”行为。“自发”与“自觉”不同，前者会有意识地回应外国人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而“自觉”则完全不考虑外界的

7、评价或世界性的认同，他只是要把自己最核心的记忆的东西呈现出来。贾平凹很自觉的把自己的创作与古典文学传统联系起来，才使的空间上的小村庄具备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性。这几年关于汉语写作的国际性等话题非常热，但中国作家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世界文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贾平凹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形式。与贾平凹创作相类似的是莫言的《檀香刑》。莫言也一直在找一种很传统的语感，比如“猫腔”跟秦腔，都是一种腔调，一种民俗。写作永远不是一个普遍化的东西，我觉得没办法把美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做价值上的比较，标准应该是看小说是否在具体语境中真实地、或者用最

8、好的形式呈现出它了的面貌。叙事方式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统一《古炉》无论从结构还是故事上都是空间性的，甚至人物、乡村伦理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常态性的存在，但《古炉》处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