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逻各斯中心的现代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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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诗学逻各斯中心的现代解构中国古代文论源远流长，蕴涵深厚，曾以鲜亮的风姿和独特的品位与印度、西方文论三足鼎立，在世界文论体系中发挥过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受儒学“秩序意志”的深刻规定，以古代文论为中心的中国古典诗学崇尚“文以载道”的理性传统，中国文论的逻各斯中心话语随之形成。以“道”为轴心的文质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逻各斯编码意识，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到今天的写作理念。当又一个千年纪元来临之际，认真而宏观地审视制约中国诗学长达两千余年的逻各斯中心及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考辨东方逻各斯意识支配下文本结构的程序规则，进而探讨中国

2、古典诗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自然成为世纪转换关头跨文化对话的应有承诺。“秩序意志”：东方逻各斯中心“秩序意志”既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存续的必要保障体系。这种生存哲学意义上的根本法则，势必反映到文学艺术中来。克劳迪欧·居莱恩指出：“在那缓慢然而又是不停变化的整个文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顽强、深刻的‘秩序意志’。”【1】这种“秩序意志”一旦取得正统地位，就体现为具有原型意味的权力话语，深刻制约着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进而“弹劾”该民族的艺术表现方式。用西方解构主义口吻予以转述，这种体现“秩序意志”的权力话语即

3、逻各斯中心及由此而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诗学传统理性精神的颠覆——解构之维亚里斯多德将人界定为“逻各斯”的动物。这可能启发了卡西尔“人是符号的动物”和海德格尔“人是语言的动物”等经典命题。伽达默尔用诗一般的文字描述道：“逻各斯是通过嘴从思想与说出的声音中淌出的溪流。”【2】这显然是一种诗化的表达。按照最一般的理解，所谓逻各斯，就是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本质规定、理性精神和诗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亦即以本质、规律、理性、语言等组成的具有封闭性和恒定性的民族精神文化系统。逻各斯的终极标靶便是对于本质或最后根源的理性追问，这无疑使之最终发展成

4、为本质主义。对于逻各斯传统的彻底批判，要数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其突破性贡献在于，他不仅致力于颠覆整个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且将西方逻各斯线条由黑格尔延伸到海德格尔，把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按新的诗学标准统统打入形而上学的牢笼。在其名著《播撒》“柏拉图的药房”一节中，他设置了“逻各斯之父”的历史提案。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诗学传统总是命定于该民族的哲学思考所设定的中心，它使自身的理论批评视野带着政治的价值评判而指向艺术的审美空间。鉴于西方逻各斯传统思维中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在语言之先，语言本身只不过是在场或不在场的意义表达工具的人

5、学霸权，德里达创造性地借鉴尼采、海德格尔的现代语言观念，还语言以崇高的地位，并寄希望于以文学来解构并拯救哲学。由此看来，德里达关于逻各斯内涵及延伸时限的重新设定，本质上属于“批判的批判”。西方诗学传统强劲的理性诉求，使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最终认识到，“人，仅仅是在领受‘逻各斯’的无形契约；人，仅仅是被‘逻各斯’的言说所摆布的一个符号；人，仅仅是受动于‘逻各斯’之下的一个代言者而已。而‘理性’和‘理性动物’却一贯地把受动于‘逻各斯’无形契约的代言者装饰为智者和诗人的辉煌形象。”【3】这是文化的惰性表现，也是文学的悲哀和历史的包

6、袱所在。因而，予以颠覆便成为解构主义者孜孜以求的价值维系。二、“道”——东方逻各斯中心既然逻各斯相当程度上是理性化的诗学传统，人本身是逻各斯规定之下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作家又受制于逻各斯的无形契约，那么，中国古典诗学也必然存在自己的逻各斯及其中心。中国的诗学逻各斯构造尽管中途受到佛学理论的影响，但主要由老庄的“天道”与孔孟的“人道”两极合成。前者以自然为最高法则，后者在自然法则规约下崇尚“仁”、“礼”。“天人合一”乃中国诗学之大“道”。因此，“道”自然成为独具个性的东方逻各斯中心。老庄之“道”更多地贴近天地自然，偏重客观规律的把握和自

7、然法则的张扬。不过，人们常常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即老庄之重天道实乃出于匡正世人之心。《老子》第五章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相传孔丘曾问礼于老子，故而不难推定两者之“仁”的某种互通性。庄子所言之“道”略别于老子，但法“天道”正“人道”之心诚实可鉴。老庄的“天道”哲学反映在艺术观念上，也就蕴含着浓烈的自然“秩序”意味：一是力倡自然之美，二是追求“天籁”式的和谐，三是推崇心灵的“虚静”。这些基本因子显然包容在中国古典诗学的血脉之中。孔子的仁政思想最终通过“礼”教得以维持。因而，“礼”是儒家“秩序意志”的核心

8、范畴和最高体现，也是东方逻各斯最为本质的内部逻辑生长点。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多重敏感，毅然肩负起重建社会人文秩序的重任。《论语·述而》记载了孔子的重建理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