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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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一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的议论。朱熹的史论不但涉猎面广，面且深邃透彻，有时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深中肯綮，发人深思。兹举其史论之荦荦大者分述如下：（一）三代、汉唐分论。朱熹继承了儒家法先王思想，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截然分成三代与汉唐两阙，美化三代，贬损汉唐。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王道社会，三代统治者“致诚心以顺天

2、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１）”认为正是这种王道政治造就了三代的太平盛世景象。与此相反，汉唐统治者只靠“智谋功力”，不讲义理，推行霸道政治。如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2）”他们虽然靠其才智获取一些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3）。朱熹把三代帝王喻为“金”，认为“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4）”只是暗合了圣人之理，从总体言之，“却只在利欲上”（5）。这种急功好利的霸道政治，则是导致汉唐统治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显然，在朱熹看来，是推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这是区别于三

3、代和汉唐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朱熹认为三代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并存的社会，而汉唐只有治统而无道统。朱熹接过韩愈的道统论，却又重新规定了道统的内涵和传道统绪。他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6）”这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经，便是道统的具体内含。认为三代社会就是一个道统相传的社会，“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7）”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相继接过

4、了传道统绪。只是到了孟子死后，道统才失传了。他认为汉唐社会便是一个道统失传的社会，这“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8）”显然，在朱熹看来，道统是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他认为三代社会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光明的盛世；汉唐社会虽有治统，却没有道统，因此圣教不明，异端邪说并起，是一个黑暗的衰世。（二）历史人物评论。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他的三代、汉唐分论是相互发明的。在他看来，三代的传道之人都是圣人、仁人，他们所言所行都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

5、而不是靠“智谋功力做出来”。他们有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正心诚意，以天下为公。这些人进能教化、平治天下，退能独善其身。他们的人格是至善、至美、至正、至大的。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称得上是圣人、仁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圣人的标准很高，一般人无法企及。在朱熹看来，即使是在三代时期，大多数人也如同汉唐君臣一样，都是“功利之徙”。正因此，朱熹评论人物，并不求全责备，如他所说的，“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9）”为此，他又立了一条“仁者之功”的标准。他认为，凡是资禀高，能做得一番大功业，主观上虽无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客观上却是利泽于民者，这些人

6、虽本于功利，却与一般“功利之徒”不一样，他们称不上是圣人、仁人，但却有“仁者之功”。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名君贤臣能得入此列的人不少，如管仲相齐，尊王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他所成就的事业，“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１０）又如汉高祖、唐太宗虽称不上是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１１）他认为诸葛亮“细看不得”（１２），于义理则粗。然而他的“天资甚美，气象宏大”，（１３）

7、处事严密，也做得许多功业来。又如周世宗，“天姿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功业。”宋太祖也“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１４）”说到学者，朱熹认为汉唐名儒当推贾谊、董仲舒和王通，认为“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王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功夫”（１５）。这些人虽非传道之人，却也是有“仁者之功”的人。一般说来，有“仁者之功”的人，为政则有一番大功业，为学则能说得一番大道理。朱熹从他

8、的封建论理观出发，对历史上的篡臣如曹操、刘裕等人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