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对现代商业银行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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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票号对现代商业银行的激励　　　　晋商因创造了货通中外、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的枝璀璨奇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发展，只经营存放款而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的账局越来越不能满足当时中国工商业发展对大资本的需求，汇兑业务急需从商业资本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集存放汇于身的中等银行。下载论文网　　晋商雷履泰抓住时机，于1823年创办了第家山西票号日升昌。随着票号在平遥兴起，祁县、太谷等地的资本家纷纷仿效，很快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鼎力的局面。此时，山西票号在组织与劳资关系、汇兑制度、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奠定了现

2、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制度框架、业务框架和功能框架等，激励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其中，票号资本的“正本”与“护本”设计就具有《巴塞尔协议》关于监管资本的雏形；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东学关系”对现代商业银行的组织制度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建立本平制，促进了票号在埠际间存放汇业务的大发展，对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代收货款、充当借贷中介、实行利率市场化等仍然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内容；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西票号奠定了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个不可或缺的阶段。　　1853－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

3、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中国社会经历了整整10年动荡。山西票号在社会动荡中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经历了长江流域撤庄和第二次撤庄后，一大批票号损失惨重，难以为继，相继关闭。山西第一票号日升昌也不得不边撤庄边业务。由于实行无限责任制度，山西票号资本家实力大减，导致整个票号业的发展也陷入困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门户洞开，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等五口通商改变了国内贸易路线，导致国内外贸易重心的东移。山西票号也纷纷向上海、杭州、福州、厦门等东部沿海口岸汇集。源丰润票号还在香港设庄从事存放款业务以及香港、广州和内地间的汇兑业务。随着商

4、品流通的深入发展，边远城镇的货币流通日益频繁，山西票号也应势相继向云南、广西、贵州等边远地区发展，促进了边远地区与内地间商品贸易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末，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其中汉口拥有的票号最多。中国电报业发展，为山西票号注入了新的活力，进而创办了电汇业务，使汇兑业务得到了极大发展。以票汇、信汇和电汇为核心的中国汇兑制度经由票号继承、创办和发展起来，为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汇兑业务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日益升级，不仅触动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而且致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

5、变化。进口商品币值增长及其结构的变化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中国丝茶出口因受资本主义抑价而滞销导致大批丝茶商亏本、倒闭，而拖累钱庄、票号倒帐百出。山西票号发展也进入一个相对的低谷。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使山西票号更是雪上加霜，损失惨重。但山西票号在理汇赔款、领存生息款等业务中却树立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因此，山西票号在系列的浩劫中不仅免遭京城当铺、钱庄、账局倒闭之命运，反而得到了极大发展。至清末，日升昌等26家山西票号在全国93个城镇设立了总分支机构，几乎覆盖了所有商品经济活跃的市场。　　20世纪初，上海国

6、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形成。帝国主义虽垄断了国际汇兑、外汇市场和国内借贷市场，但山西票号在上海仍占优势，发挥着定的重要作用。从机构数量看，山西票号在上海直维持在19～24家；从业务量看，山西票号在上海汇兑业务量占其总量的20％以上。此外，上海分号也是山西票号重要的存款行；山西票号依旧是上海钱庄的重要支持者，对上海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贸易日益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工商业资本融通资金的供求激增，山西票号借贷业务也得到了空前发展。1913年9月，日升昌等14家山西票号存款达25091708两，放款31509295

7、两。但山西票号工商业借贷仍采取市场化的低利率策略，基本维持在％的水平上。汇票贴现和汇兑行市的相继创办，则更进步丰富了票号业务，促进了商品经济、票号和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山西票号顺应时势、拓展香港和日本市场，从而开创了中国国际信用与货币结算的新纪元，为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洋务运动对中国金融业影响的结果就是大批新式银行的创立。然而，山西票号对新式银行的创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票号或票号资本家为新式银行募股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条件；票号经营存放汇及贴现业务为新式银行提供了实践经验：票号还为新式银行培养了大批经营

8、管理人才。不幸的是，山西票号在推动新设银行的同时也为自己培养了强大的竞争对手，为后来覆灭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中国首家新式银行通商银行经设立就意欲包揽官银，因受户部阻挠而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