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孝观念的困境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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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孝观念的困境与变迁　　孝观念在原初中国可能有非常古老的渊源，然而真正对后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周代。《诗大雅卷阿》：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对西周社会而言，孝就像羽翼之于飞鸟一般，给社会生活予以根据与规定，因而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重要观念。然而，随着周室衰微，平王东迁，有孝有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动荡的世界，旧有的存在关系日趋解体。社会秩序的失守将人的现实生活抛置于混乱之中，人们一方面对混乱造成的痛苦不堪忍受，对动荡世界充满了否定和绝望，另一方面又期待着通过对这一动荡世界的修复来重建社会秩序，重树生活的信心。与人的生活一同抛置于混乱之中的

2、是思想观念，人们一方面对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思想观念充满了怀疑和质问，另一方面又期待着对这些思想观念进行重新塑造以规范现实生活。正是在这一日渐崩裂的关系情境中，孝观念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　　一、从祭祀到情感　　在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孝观念的出场情境大多与祭祀密切相关，可以推知，西周时孝的重要内涵是祭祀祖先。在西周人的世界中，死亡并非对现实世界的遗弃，亡故的祖先虽然不再直接出场，但又无时无处不在，常以陟降的方式显现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祖先也并非与现实存在的子孙无涉，而是在冥冥中凝视着现实世界的一切。　　子孙必须学会与祖先共同生活：一方面，

3、子孙要知道鬼犹求食（《左传宣公四年》），亡故的祖先和现实存在的人一样需要饮食，所以子孙必须向祖先祭献饮食，如西周金文中大量出现的享孝、追孝等即是指祭祀祖先时献上血腥、熟食和酒的过程[1];另一方面，子孙也依赖祖先的庇佑，经常需要通过告庙等礼仪向祖先请示、报告[2],而福、禄则被视为祖先的恩赐.正是这种祖先与子孙不可分离的关系，使得祭祀祖先成为西周的关系情境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故《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孝观念的一个表达。如《国语周语下》：言孝必及神昭神能孝,又《国语鲁语上》：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

4、皇祖，昭孝之至也.而废弃祭祀祖先，则被认为是大不孝。如《左传定公四年》：灭宗废祀，非孝也,《礼记王制》：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因此祭祀祖先实为西周的孝观念最核心的内涵。　　然而由于西周后期以降社会动荡，祭祀祖先的礼制不再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其所规定的秩序也就随之瓦解了，这首先表现为祭祀的混乱。西周人认为，祖先越是遥远，越是接近这一生命之流的源头，就越是受到尊崇。《礼记大传》：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　　可见，从远祖顺而下之才是祭祀之礼最隆重的方式，也是其规定的秩序所在。然而随着历史的遗忘，这

5、种秩序便渐渐被破坏了。如：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　　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左传文公二年》）鲁文公在太庙祭祀先祖时，将他的父亲僖公放在所有祖先之上[3],这已经违反了西周礼制，所以《春秋》称其为逆祀,但作为负责祭祀的宗伯夏父弗忌却为之辩解。《左传》之君子通过追溯历史上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批评鲁文公失礼，但这种失礼恐怕很普遍了。由此可见，随着历史远去，人们往往避重就轻，祭祀祖先的行动已经明显混乱了。另外，祭祀祖先被日渐废弃也可从祭祀职官的衰落中显现出

6、来。祝官是西周祭祀祖先过程中沟通祖先与子孙的媒介，子孙的告庙之辞与祖先的赐福之辞皆由祝官代为宣说，因而祝官对任何宗族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据《周礼春官宗伯大祝》载，祝官在天灾、军事、会盟、建国等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周时祝官地位较高，在《礼记曲礼下》仍将大祝列入天子六大天官.[4]　　但随着时代变迁，祝官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地位也一落千丈。《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至此，祝官地位已经很低贱了。祝官地位的这一明显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再需要与祖先共同生活了[5],祭祀祖先的孝行

7、为已经日渐废弃了。　　虽然孝观念原有的核心内涵已经混乱，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放任了这种混乱，不再试着重建社会秩序来重振生活信心和勇气。人们尝试着对这些观念重新思索并转换内涵，以此来给予混乱的生活以规范，修复这个正在崩裂的现实生活世界。因此，即使孝观念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化解危机的理性思考也一直在继续。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本隐含于祭祀中的情感被凸显了出来，逐渐取代祭祀成为孝观念的新内涵。西周的礼乐并非只是抽象的形式性法则或外在的对象性器物，而是具体而真实地呈现了人们生活的行动，这种行动中所需的主动的实践力量正是存在关系情境中所生发的情感。祭祀活动使得每一个参与者在遭遇

8、祖先的情境中生发对祖先、对宗族、对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