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内藤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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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提内藤命题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说，构想了以唐宋"转型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宋史观。根据他在大正九年（1920）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二回讲义笔记修订而成的《中国近世史》，开宗明义就说:"中国的近世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自来都是按朝代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未必正确。从史学角度来看，所谓近世，不是单纯地指年数上与当代相近而言，而必须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他正确指出历史分期中的"近世"不能照搬王朝序列，也不能单纯按照距离当前的较"近"的年数计算，而应抓住"近世的内

2、容"。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就是其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所列出的八个子目:"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这八种变化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是全社会结构性的整体变动（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亦可参见内藤湖南着、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册第3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译文有小异）。　　嗣后，他又发表了著名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这两篇论文，被宫崎市定（1901-1

3、995）断为构成内藤史学中"宋代近世说"的"基础"性作品。前文发表于《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22年5月），对他的宋代观做了一次集中而概括的表述，指出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后文发表于《支那》（1928年10月），着重论述宋代以后的文化逐渐摆脱中世旧习的生活样式，形成了独创的、平民化的新风气，达到极高的程度，因而直至清代末期中国文化维持着与欧美相比毫不逊色的水准（参见

4、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九、五代宋初"，岩波书店1996年版）。　　内藤氏的这一重要观点，曾受到当时东京学派的质疑与驳难，但争论的结果，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大转折"，虽然依然否定宋代近世说。然而在日本史学界中，内藤氏的观点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影响深巨。尤其是得到他的门生宫崎市定的有力支持。宫崎氏原先对这一观点也抱有怀疑，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转而不遗余力地宣传和证成师说，从多个学术专题上展开深入而具体的论证，成为乃师学说的"护法神"。他在1965年10月发表的《内藤湖南与支那学》一文（原载于《中央公论》第9

5、36期，收入宫崎市定着《亚洲史研究》第五卷，同朋舍）指出:"（内藤）湖南留给后代的最大的影响是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区分论"，以往日本学者也有把宋代以后视为"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是湖南则完全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全部的各种现象，尤其是社会构成和文化由唐到宋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这一事实"，从而确认"宋代以后为近世"的这一判断。作为建树了杰出业绩的宋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明确宣称:"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这一学说为"基础"而展开的。他首先注意经济、财政、科技等问题，认为"宋代近世说的依据在于经济

6、的发展，特别是古代交换经济从迄于前代的中世性的停滞之中冒了出来，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复活"。并进而指出宋代已由"武力国家"转变为"财政国家"，财力成为"国家的根干"，甚至涌现出新型的"财政官僚"（均引自《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九、五代宋初"）。宫崎氏的宋史研究范围广泛，内涵丰富，举凡政治史（《北宋史概说》、《南宋政治史概说》）、制度史（《以胥吏的配备为中心---中国官吏生活的一个侧面》、《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及其特色》、《宋代官制序说》）、教育史（《宋代的太学生活》）、思想史（《宋学的论理》）均有涉足，成绩斐然。至于他的《宋代的石炭

7、与铁》、《支那的铁》两文，澄清了"认为中国人本来就缺乏科学才能，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这一"误解"，肯定"宋代所达到的技术革新具有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突出了宋代在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宋代时期的"文化和科学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一卷第一册第284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内藤、宫崎等人的宋代近世说，以唐宋之际"转型论"为核心，又自然推导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　　内藤氏在逐一推阐唐宋之际的种种变革时，衷心肯定其历史首创性，其内在的思想基准是东亚文明本位论，

8、即认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发展程度"非常高"，比欧美文化高出一筹，而这个中国文化主要即是自宋至清的中国近世文化。宫崎市定的观点就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了。他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原载于《史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