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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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关键词]：文化传统；现代法治；天人合一；论文代写中国文化传统与西域殊异。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1]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

2、民族的成族之因、认同之据和存续之源。如果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认为当下的我们可以断然舍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基因而重塑自我的话，在移植西方法律技术与制度、建设中国的现代法治时，就需要处理好器物、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寻找中国法文化传统同现代法治的连接点是中国建设现代法治的当然命题、常新命题。一、中国古人生活并非天然与现代法治精神悖反器物、制度根植于文化，而文化源于生活的需要与实践的体验，成于岁月的打磨与时光的锻造。中国权利意识之不立、法治精神之不昌常常被归咎为中国传统社会无西方之自由。无自由，则无权利意识之发展无

3、权利意识之发展，则无法治之需求。而在笔者看来，这一逻辑并不符合中国社会之演进逻辑。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界定，即所以别贵贱辨等戚者，可谓无微不至，[2]但是就整个社会发展而言，较之别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自成一格的自由、安逸之处。天高皇帝远、父母官、祖法家规，道尽中国乡村的基本权力结构和生活样态。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理论或实践鼓励政权去干扰人民的社会生活，[3]这决定了不论是天子还是官员，在思想上缺乏(相对今天而言)主动干涉人民社会生活的动机。另外，我国幅员辽阔，古代无今天便捷的

4、交通网络和通讯技术，针对自足自给的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的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是故，大多数帝王对于人民来说是无为的，他们的焦点在于如何治吏，如何用帝王的南面之术揣摩自己身边的群臣。加之自大禹时期，中国就有禹别九州[4]的说法，表明此时中国已有了区域划分，中央的权力要分由地方官员来行使。而在古代能够成为官员的多为受到儒家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爱民如子是书本中的明训。官员们代表皇帝管理一方子民，称父母官，理论上他们是要同群众保持亲密互动的，但是现实中他们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收税和断案两个方面。而息讼

5、是政绩的一个标杆，使得地方官员在处理断案问题上是被动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地方官员对所辖地区百姓的管理是疏松的。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宗法制社会，以伦理治天下。在一般民众的心中，较之天子、官员，可能族长、家长更具有实际的权威意义。在民众完成了对于国家的赋税及徭役义务后，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家族中过独立的生活，同官方少有联系，即使有纠纷基本上也是由家族中年长者按照族规调解即可。可以说，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活是相对独立并且自由的，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官方的束缚相对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要少得多。即所谓较之西方国民，

6、中国民众在皇权下并没有西方国民的重大压力，皇权对中国民众而言，更多意味着精神的依托和安全的保障而非自身财富与生活的危险制造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简单的推倒旧皇权建立新皇权，而非像英国一样，每一次革命就会消减一部分王权。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每一次农民起义后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权利要求，而在欧洲国家每一次民众的革命都有着明确的权利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高，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很低，且地理环境以平原为主，人们靠天吃饭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加之理论上的各家学

7、派多主张天人合一，即人同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像西方国家一样，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改造自然的问题。是故，中国古代人民生活多平和、自立。从基本物质生活来看，一方面，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主要人口构成也都是农民，因此粮食生产是判断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除去大规模的战争和天灾，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汉代便有上农区，亩得粟百石，中农区收粟得五十一石，下农区秋收粟得二十八石[5]的记载。隋唐盛世时，国家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普及农业生产技术。至唐贞观十三年，粟藏九年，米

8、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6]足见盛世风采。北宋时期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粮食品种的改良，新型工具的运用，农业发展十分顺利，尤以江南地区为最。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充分说明了宋代江南之富饶。至明朝，社会制度虽走到了末路，但农业生产依然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保持了盛世的水平。其他如桑蚕、菜果、树木等也是极大丰富，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都是中国人民物质生活的象征。可以说不论朝代如何变迁，中国古代农民在太平盛世阶段，物质生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