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现代性与中国法治”高层论坛学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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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的现代性与中国法治”高层论坛学术综述“法的现代性与中国法治”高层论坛学术综述蔡宝刚扬州大学法学院OntheJurisdictionFortheDivorceCasesinGermany’sInternationalPrivatelaw法的现代性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目前我国知识界讨论的中心和热点话题，而在此语境下探索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与方案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2006年5月13至14日，由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主办、扬州大学法学院承办的“法的现代性与中国法治”高层论坛在扬州大学成功召开，国内法理学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1]收到高水平学术论文20余篇，会议就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热

2、烈讨论。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予以梳理与总结。一、法的现代性研究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徐显明教授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对本次会议主题的研究应持有的基本立场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他认为在法的现代性问题上尤其是法的现代性和中国法治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三个问题需要作为前提来深入探讨：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现代性都不能切断与历史的联系，所以法理学者必须有历史的责任感、历史的接续感，始终要站在历史的起点上讨论法的现代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法理学界在创新法治的模式上应作出更多的努力，法治的模式现在到底有多少种，我们应该创新何种法治的模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民主的不变的主题之下，

3、怎样最大限度实现公民的权利，是我们今天法治建设进程中急需探讨的，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始终是法理学应当追求的主题。第三个问题是最近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问题，社会主义法治有五大理念，第一个理念是依法办事，我们法学界有非常精确的解释；第二个理念是执法为民，解释了法的目的性；第三个理念是公平正义的理念，这是法的价值理念；第四个理念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理念；第五个理念是服务于大局的理念。法学界对这五个理念还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法理学界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理念解释清楚，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法自身的，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所以法理学研究，特别是探讨法的现代性问题应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指导。但法治在任何

4、情况下都带有共性，学术的探讨要坚持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用这个作为我们知识的一个基础，研究中这些基本的立场是应该坚持和追求的。因此，会议的讨论研究要站在历史的起点上，带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来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还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法治在任何情况下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特性，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学术任务。魏宏教授的《法律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一文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在我国法律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由于我国在现阶段客观上存在着官方的马列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化，因而法律的现代化就有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也就是说法律的现代化离不开现实的制约和

5、传统的根基。这就需要从现代法治的角度来寻找三种文化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少现代法治理念中有关人权、民主和权力制约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许多糟粕，但这绝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律的现代化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事实上，只要不带偏见、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官方的马列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虽有差异、也有某些冲突，但在更多的方面则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文章从“善”与“恶”的假设、“义”与“利”的权衡、“礼”与“法”的论争、“仁”与“爱”的精神、“有为”与“无为”的启迪等方面，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进行了深入探究。因此，法律的现代化没有理由以

6、割断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是要割断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继承中向前发展。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一再地显示：割断历史和现实所带来的往往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社会的灾难。1949年之后，一些人以为“德先生”会很快到来，但废除六法全书的结果，使社会治理失去了基本的法统，形成了长期的“人治”局面，进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等灾难的发生，以致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中，几乎彻底割断了中华文明的人文脉络。所以，法律的现代化不应当建立在文化的断层上，而应当基于现实、继承传统、向外开放，在自己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寻求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兼容。刘作翔教授对会议主题所要关切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选择这样一个

7、题目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国意识”问题，这个问题既有理论关照，又有现实关照。理论关照的是法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问题，这已经在整个国际学术领域里面，主要还是在哲学领域、政治学领域、文化学领域已经讨论了很久的时间。关于法的现代性也有很多的讨论，中国在这十多年的过程中也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涉猎，但是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清楚，需要大家深入到这样一个学术讨论领域。现实关照是关于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问题，中国法治现在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