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与中国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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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书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一、译书的缘起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

2、，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

3、，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着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着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

4、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5、。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着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着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

6、《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二、近代译书的变迁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

7、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一）传教士的译书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

8、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