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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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拓荒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80年来“论犹未定”。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本文仅就他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中国近代化的开拓功绩，作点赘论。　　　　1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加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以疾风扫

2、落叶之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横扫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半壁河山，建立了与清朝对峙的农民政权。农民战争的威胁，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地主阶级中的部分当权派，促使他们开始思索、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为支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谋求安内制外之策。　　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抵抗太平军进攻上海的作战中，“其亲睹器械之利”，“深感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决心“取而用之”，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仿募覃思之士，知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以资攻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在“华洋会剿”太平军期间，他开始看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较农民起义更甚，他说：“

3、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并认为“我自能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三。)他积极向总理衙门陈述：“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力主向西方学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达到“与英法相为雄长”，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作为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和封建顽固派一样，是要加固封建统治的堤防，但采用什么材料和方式来强化？李鸿章比顽固派显得较有远见。他能将目光投向世界，明察时局。首先惊呼中国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昧于三千年一大变局”，“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李文忠

4、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的历史教训。在面对“变局”、“强敌”的形势下，提出必须走出国门，学习先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他分析“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故不敌于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的重要原因。这里虽说是一种唯武器论，也认识不到武器的落后正是反映了清王朝封建制度的腐败。但李鸿章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的认识到要抵抗住外来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落后状况。针对顽固派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冥顽思想，他大声疾呼“欲保和局守疆土，

5、亦非无具而能保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　　李鸿章是置身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面对政府政治腐败，军事、经济十分落后的现实，提出要“稍变祖宗之成法”，寄希望从“变”中寻找出路。他的所谓“变”，就是把魏源早已提出过的，师夷长技在于“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逐步加以付诸实践和扩展开来。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话，反映了他的“以

6、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浸透着李鸿章地主阶级的封建属性和对封建统治的耿耿忠心。李所说的“火器万不能及”，也说明了他承认了中学的不足，承认了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已经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证明。因此必须“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所谓“变计”就是“采西法”固“中体”，对清王朝之“体”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这里既包含有维护清王朝封建制度的因循守旧落后观点，也反映出要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求“自强”、“自立”抵御外侵的爱国思想。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

7、已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桎梏，冲击这一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作为地主阶级一员并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李鸿章，是不可能清楚认识到的，但他在“变局”和“强敌”压境的危亡局势下，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